石油风云[美]-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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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松政府对伊朗为提高石油生产以增加收入的要求是同情的。但是，尼克松政府不准备取消进口限额，甚至不打算取悦于伊朗国王。“由于无法找到能增加伊朗石油在美国销售的办法，你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尼克松写给国王的信中这样说。“我们没有获得成就的原因是我国在石油进口政策上存在重大复杂性。”尽管是正式的道歉，尼克松答应给国王一份石油进口管制委员会的石油进口报告副本，作为他个人的开导。
然而，到这时候，美国的整个能源供应系统已经清楚地显示在政治上使人焦虑不安的供需紧张迹象。从1969年底到1970年初，这是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但无论石油或天然气都供应不足。由于电力公司已不再燃煤改烧了石油，在这几个月里，对低硫石油的需求大大增长。而这种低硫石油又必须从利比亚和尼日利亚进口。在随后的夏天，由于电力工业的生产能力受到约束，导致大西洋沿岸到处灯光暗淡。同时，美国石油的剩余生产能力已不复存在，石油工业正在尽其所能汲取每一桶石油以满足日益膨胀的需求。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供应问题成为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能源危机”开始成为美国政治词汇中的一个用词；而且，有些人士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理由是各类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1971年，尼克松强制实施石油价格的控制，作为他一揽子反通货膨胀计划的一部分，使国内的石油生产失去信心，同时却刺激着石油的消费。天然气供应变得更为紧张，首要原因是控制价格的管理制度无法跟上市场的变化。人为的低价无论对新油源的勘探或能源节约几乎没有一点刺激。在国家许多地区，尽管发电厂的生产强度已接近生产能力，但仍然免不了出现电力不足的现象，甚至发生断电。公用事业部门正匆促订购新的核能发电厂作为一大堆问题——包括对电能日益增长的需求、石油可能要涨价的前景以及对烧煤的环境保护新限制——的解决办法。
在1973年初的几个月里，由于石油的需求继续猛增不已，使独立炼油厂的石油供应发生了困难；而且，夏季驾车季节汽油短缺的局面也迫在眉睫。4 月，尼克松发表了迄至当时美国总统第一次就能源问题发表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作出意义深远的宣告：他正在打算取消限额制度。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即使在限额制度保护下，也再不能跟上美国的大胃口。尼克松政府为对来自国会山的政治压力作出反应，在作出取消限额制度决定以后，随即推行了一种“自愿的”分配制度，意欲保证对独立炼油企业和石油市场商人的石油供应。这两个法令，一个紧接一个，标志着情况已全然改变：限额制度的用意是在石油剩余情况下，对石油供应进行管理和限制；而分配制度则旨在石油短缺情况下，对可能获得的石油供应通过发售进行分配。
“狼来了”
随着能源问题被列入政治的议事日程，詹姆斯。埃金斯，一位高高个子、浅黑肤色的外交事务官员，国务院的主要石油专家之一，向白宫提出了详细报告，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最近，他在国务院主持一项石油问题的秘密研究。在研究结论中他推断，世界石油工业“由买方主宰市场的局面已是奄奄一息形将消逝”。接着，他补充说，“到1975年，可能更早一些，只要几个主要石油供应国家中的任何一国，能通过停止供给石油而引起一场石油供应危机的话，那时，我们就将进入一个永远由卖方主宰的市场。”他说，现在是“结束‘冗长的’能源问题研究的时候了”。美国应该代之以采取行动，减少石油的消费增长速度，提高国内石油生产，并力求从“安全的油源”进口石油。这种行动，他说，“可能既不受欢迎又代价高昂。”因为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但无论不受欢迎也罢和代价高昂也罢，都没有经受过检验。实际上，随着石油进口的迅速增长，正在出现一个与之完全对立的情况。
1973年4 月，即尼克松取消限额的同一个月，埃金斯从他当时担任的白宫职务出发，再次对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草拟了一份秘密报告，塞满了许多针对日益增长的能源威胁的建议，其中有扩大煤的利用、发展合成燃料、加强节能措施（包括一项昂贵的汽油税）和大量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碳氢化物以外能源的经费。但是，他的意见受到他人的怀疑。尼克松在国内问题上的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节能不是共和党人的道德观。”同月，埃金斯把他所关切的问题公诸于众。他在《外交》季刊发表一篇论文，以表达经济和政治的趋势为题：“石油危机：狼来了的时代”。这篇文章传播很广，但也引起许多争论。埃金斯的观点远未获得广泛的赞同或接受。例如，《外交》季刊的竞争对手、骄傲自恃的《外交政策》杂志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石油真的短缺了吗？”这篇论文强调并不短缺。文章宣称“世界‘能源危机’或‘能源短缺’纯属虚构”；同时，似乎暗示埃金斯自己是国务院、石油输出国或石油公司阴谋策划的一部分。因而举起了警告旗，但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应，必须指出，无论在美国或作为一个集团的工业国家之间，都没有为了采取可能需要的更加一致的预防行动而出现必需的一致意见。
然而，没有进口障碍以后，美国现已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具有完全资格的、而且具有巨大需求量的一名成员。它与其他石油消费国一起加入了向中东争抢石油的行列。除了撤销限额控制制度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取消限额意味着给已经动荡不定的市场再增加新的大宗需求量。石油公司见油就买。“不管我们现在已有的石油，”海湾石油公司的供应贸易部经理一再呼唤，“我认为我们必须走出大门去购买石油。我们需要多方面扩大来源。”到1973年夏，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每日六百二十万桶，与之相比，1970年为每日三百二十万桶，1972年为四百五十万桶。独立的炼油企业也争先恐后涌向市场，参加哄抬油价的抢购集团，争抢可能获得的石油。行业杂志《石油情报周刊》在1973年8 月报道，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独立石油企业以及日本人发慌地购买石油，促使油价直线上涨”。
由于世界性石油需求向着现有的石油供应极限节节上升，市场价格超过了官方的牌价。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事实上标志了二十年来的剩余局面已经终结。在那样长的时间里，市场价格反映的是长期供过于求的情势，因此市价低于牌价，刺激着石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不愉快关系。但是，现在情况翻了过来，石油出口国家肯定地不会再被人置之不顾了，它们也再不会看到在牌价和有利于石油公司的市场价格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了。
石油出口国抓紧时机力图修改它们的参与计划和回购协议，这样可使它们能够获取价格上涨的更大份额。对此，利比亚最为放肆。1973年9 月1 日，即卡扎菲政变四周年纪念日，利比亚把尚未接管的石油公司的51％经营份额收归了国有。尼克松总统对此作出反应，亲自警告说：“没有市场的石油，如多年前摩萨台先生知道的，对一个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严厉的警告根本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这不仅因摩萨台与卡扎菲相隔已有二十年，而且在市场情势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当摩萨台将莫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时，在中东其他地区正在开发大量新的石油生产能力；但当今1973年，已没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市场肯定看好，而且供不应求。利比亚在销售适合环境保护需要的低硫石油上根本不存在困难。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激进派——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开始争取修改两个被设想为神圣的文件——德黑兰协议和的黎波里协议。到1973年春夏之际，其他石油输出国见到公开市场上飞跃上涨的油价，也趋向于修改协议。它们提到通货膨胀的上升和美元的贬值，但与其他任何情况相比，更重要的是石油价格方面发生的情况。从1970年至1973年，石油市场价格翻了番。石油输出国每桶石油的收益上升了，但在保持高价的市场上，石油公司方面的收益部分也在增加。这一现象与石油输出国的目标和思想明显相反。本来预期石油公司分得的利益应该下降的，但现在却是上涨了。亚马尼在1973年7 月对阿美石油公司总经理说，以1971年德黑兰协议为基础的价格制度“现已运转失常”。在9 月，亚马尼准备发表称颂德黑兰协议的讲话。这个协议，他说，“不是明存实亡就是正在消亡中。”他接着又说，假如石油公司不合作制定一个新的价格协议，那么石油输出国“就将独自行使我们的权利”。正当石油经济在起着变化时，围绕它的政治也正在起着变化——而且是令人注目的变化。
秘密：萨达特的赌博
1970年纳赛尔死后，当萨达特开始执政时，许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断定他可能维持不了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但这位埃及新总统被大大低估了。“纳赛尔留给我的遗产是十分可怜的，”他在过后这样说。按他的观点，他所继承的国家，在崇高的泛阿拉伯主义美丽辞藻下，在政治上和伦理上都已破产了。埃及人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取得了胜利。从这一次胜利产生的过大野心和自信心已经化为灰烬；尤其1967年战争失败的后果使国家陷入经济崩溃的境地。萨达特没有领导从大西洋延伸到波斯湾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野心。作为一个埃及的民族主义者，需要他集中精力的不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幻想，而是埃及的重建。
埃及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投入军费开支（以色列紧跟在后为18％）。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经济还能获得发展吗？萨达特需要结束与以色列的长期冲突，摆脱外交上的僵持局面。他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与和解，但经过几年一无成果的谈判和讨论，他得出结论，只要以色列还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出现的。以色列几乎没有要求谈判的动机，而他也不可能从弱者和蒙受耻辱的地位出发来进行谈判；当整个西奈还在以色列手中时，肯定不可能。他还得做一些使自己有分量的事情。他行动的第一步是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保证他在国际问题上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他清洗了埃及的亲苏分子；接着，在1972年7 月撵走了傲慢的苏联军事顾问，人数达两万之众，虽然他还继续接受苏联的军事供应。尽管如此，萨达特没有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作出他所期望的反应。
在1972年底至1973年初，萨达特作出他的重大决定。他将诉诸战争，这是他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出路。“这是萨达特的想法，在事前简直没有一个人了解，”亨利。基辛格后来这样说，“萨达特的目的其实不全在争夺领土，为的是挑起一场改变当时各方面已经冻结的态度的危机——从而打开谈判的道路。这一令人震惊的行动可能会使双方，包括埃及，都能显示出某种灵活性，而当以色列认为自己具有军事优势和埃及为战败耻辱而气馁时，要出现这种灵活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总之，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和外交上的。”
萨达特的决定是精心设计，故意作出来的，他正在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行动：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进行的继续。然而，他同时是怀着深深的宿命论的观点作出他的决定的。他知道他在冒险。当已露出战争可能爆发的口风，甚至一般人已在谈论时，事态并未被认为非常严重，尤其将作为战争对手的以色列认为是这样。但是，到1973年4 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开始并在为发动埃一叙联合进攻制订战略计划。萨达特的秘密——他准备战争的细节和实际情况——被严格保密。除埃及和叙利亚最高指挥部以外，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是了解萨达特内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那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石油将处于中心地位。
出了鞘的石油武器：费萨尔改变了主意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阿拉伯世界各国就一直在谈论着采用尚未清楚地定名的“石油武器”，来达到针对以色列的各种目标，包括整个地消灭以色列到迫使它放弃领土。但是，当充裕的阿拉伯石油似乎在无限量滚流的时候，它还不足以提供为最后的斗争手段，这一事实使武器的使用常常对不上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