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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华人首富的财富传奇_李嘉诚全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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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  
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

“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第十四章 招贤纳士 知人善任辅大业

一个小徒仔,受尽英国人的侮辱与歧视。他一旦成为富翁,便雇一名英国人做他的保镖,为其开车,连上厕所都要这英国保镖站岗。此富翁一泄心头之恨,趾高气扬。李嘉诚雇有不少英籍助手,他会因此而扬眉吐气吗?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论述企业主如何管理企业时说:

 
“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1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到5万到10万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松下幸之助形象地描绘企业主在企业的不同阶段应扮演的角色。事业规模小,可以事事亲力为之;事业规模中等,更多的要依赖助手;事业规模庞大,还必须靠一种精神力量来统治。

松下电器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今日的22万员工,生产销售基地遍布全球,与荷兰飞利浦、德国西门子,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把他事业的成功,归结为人才观的成功。他有一句深得世界企业界推崇的话:

“造物之前先造人才。”

日本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日本的经济先香港一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李嘉诚有机会多次赴日本商务旅行,他十分关注日本的经营管理,佩服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等日本商界俊杰。在香港,他还与有阿信之称的“八佰伴百货连锁集团”主席和田一夫建有深厚的友谊。

李嘉诚毕竟是李嘉诚,作为华商翘楚精英,自然不会跟在日本人后面亦步亦趋。李嘉诚的经营能力和成绩,绝不会比日本商界的泰斗逊色。

李嘉诚由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除了前文谈及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的“用人之道”。

李嘉诚虽未像松下幸之助那样,将自己的心得口述编撰成书。人们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仍可感觉到他的博大胸襟与智慧光彩: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旷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以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叻哂(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忠心耿耿、忠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打工的就不是。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同仁鼎力合作和支持。”

香港《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时说: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都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

“长实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元,升到90元(相当于旧价),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轻得力左右手实在大有关系。”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霍建宁。霍建宁引人注目,并非他经常抛头露面,他实际上是从事幕后工作,处事低调。他负责全长江的财务策划,擅长理财,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是个Rofessional Manager(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港大,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业余进修,考取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专业会计师)。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经理。是年,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任本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还是长实系四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权)的董事。

传媒称他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如此器重他,便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本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培育李氏二子李泽楷的职责。

与霍建宁任同等高职的少壮派,还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英专修法律。

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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