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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收脚迹-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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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严重个人主义主要指我曾多次向章提出调动爱人的事。这本属正当要求,但在那年代,调动工作照顾夫妻关系等全由人事部门暗室安排,个人提出则认为是个人主义表现。次数多了,则就变成严重个人主义。关于破坏中苏关系的问题,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曾带领学生参加测绘北大荒的生产实习,大批转业军人参与了测绘后勤工作,我作为分队的一个小领队与他们打交道多,休息时曾听一些军人谈起,二次世界大战时苏红军进入东北与日关东军作战,第一批来的军纪差,很多东北妇女被他们强奸过,其蹂躏程度超过日本兵。他们还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苏联骑兵看见远处一位东北妇女,快马加鞭追上去,妇女吓慌了胆,情急之中将自己的红裙子往上一挥蒙着脸大吼大哭。马见红布挥舞,又听吼哭之声,突然受惊乱窜,将此红军从马上掀下而跌死,此妇女亦幸免强暴。从北大荒回来后,与章主任闲谈时我曾说过这个故事,他听后只是眯着眼睛阴阴一笑。想不到事隔年余,他仍记起。以后我了解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少东北人因涉及上述问题而划为右派分子。我想比我大10多岁阅历比我深的章主任对此是事先知道的。因此他的这份大字报无异于是有意投向我这条小鱼的一柄锋利飞叉!
下午办公室马秘书找我谈话,态度似友好又热情,要我明天在全所职工大会上作检查,强调一切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教育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和思想,建议我暂时住在办公室。第二天我即在全所大会上作了第一次检查,检讨了自己在生活上有个人考虑,在学习先进人物方面有右倾情绪,在看到大跃进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缺点。接着各研究室派代表发言,主要批判我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引用报纸杂志上很多事实和具体数字,证明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前进中的个别缺点大肆攻击。有些同志剖析我的个人主义,将它与我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连系起来,指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如不彻底与之决裂,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批判大会是在单位的食堂里进行的,当年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小,不能同时容纳全所近二百位职工。大会前先将饭桌移到周边,每人带个凳子挤坐在食堂中间。时值仲秋,正逢秋老虎横行,过多的人挤在一起,会场温度骤增,加上开会前常书记的鼓动性的讲话,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线,一下子就使批判的气氛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第一次检查批判大会结束后,按马秘书的指示我从家中取回被盖及必需生活用品,研究室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用两个办公桌拼成一个临时床铺供我睡觉。这样白天除在大会上检查交待外,其余时间我就禁闭在办公室里写检查。每日三餐由我爱人从食堂买了送来。研究室指定4位与我同辈的人,其中包括那位吴支书,晚上白天轮流值班,我睡觉时他们在身边守着,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随时记录我的梦中呓语,以图抓到新把柄。在整个20多天的运动中我就这样隔离审查,似身陷囹圄,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在第二次检查会上,我根据同志们贴的大字报及在第一次会上能记录到的内容,综合起来检讨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狠批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后马秘书与我谈话,他边笑边说,我的第二次检查不深刻,检查不是综合别人的东西,而是要触及思想深处,要交待真实的思想根源。于是在第三次大会上,我除了重复前面的检查外,把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由小资产阶级上升到资产阶级,揭露了自己虽然出身小商贩家庭,但长期过着脱离劳动人民的学生生活,实际上过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的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教育。
在第四次大会我检查前,一把手常书记又首先作指示,再次强调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要求全所职工一定要紧跟形势,积极参与,大胆揭发批判。接着他带头,揭出我爱人晚上工作回家我故意拒不开门打击她的革命积极性问题,揭出我阻止她写入党申请书入党的问题。指出这都是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出自家庭矛盾,但决非生活小节,而实际是阶级斗争在家庭中的反映,同时杀鸡警猴,提及单位除我家外还有几家也存在类似矛盾。清官难断家务事,常书记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断家务,真可谓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了“家”。接着由我检查,我除了再次狠批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深挖产生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外,最后对常书记的揭发作了解释,指明爱人深夜归来不是故意不开门,的的确确是睡着了;说明了与爱人发生争执的原因与具体场合,指明的的确确不知道她是在写入党申请书,毫无阻止她入党的意思。我的发言一结束,有些积极分子就站出来指责我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不仅没有交代一点新东西,还抵赖别人揭出的问题。有一位积极分子摇旗呐喊:“用浮浅的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办不到!”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会后马秘书照例领我到他的办公室,交谈中首先强调单位领导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次运动把我挽救过来。“现在全所职工停止工作搞运动,目的就是帮助和挽救你,为了得到领导和同志们更好的帮助,只有把错误的东西暴露出来,才能得到彻底改正;只有把包袱丢掉,才能轻装前进。”接着睁大眼睛直盯着我:“应该深刻检查常书记指出的几个错误,找出思想根源。”停顿片刻后又眯着眼睛,轻言细语:“在以往的运动中是否也出现过错误思想或行动,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值得交待的东西,即使是暂时性的不正确的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嘛。”然后像征求意见似地微笑着说:“不认真交待,不仅领导面前通不过,同志们面前也通不过,你说是吗?”最后这句反问话讲得很重,随着问话的结束,向我投来关怀和期待的目光,使我产生因关怀而有愧的心里。当时我想,既然领导是在下决心教育和挽救我,我也应下决心交待问题;同时思想上也以为多交待一些表明自己态度诚恳,或许会得到领导的谅解,让我能顺利地通过运动关。于是根据马的启发,想到1957年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与教职员工一起参加的整风与反右运动。
鸣放中我对教学整改提不出意见,发言很少。在看到一些对党的政策提意见的大字报时,曾想到1955年出差山东乐陵和惠民野外工作期间,听到村干部反映统购统销过头的问题。想写张大字报,但又觉得那是些道听途说,见到的也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属实自己拿不准,故未写。然而在看到宋老师办的民主箱后,我便将这个因不确切而不便用大字报表达的意见写成了小字报,想通过民主箱转达给上面整改时参考。后来进入反右阶段,不知宋老师是否把民主箱内的小字报转达上去?或者还是学院领导认为小字报不属于公开言论而不于追究,反正当局以后未提及这事了。
我将上述情况向马秘书交代后,马即认真起来,对我的这一交待十分欢迎,并加以表扬,说我这才算是诚恳的态度,要我赶快写成材料。我则老老实实抱着忠诚的态度,盼着帮助和教育进步的心理,又如实地写了这份检查,并在第5次全所大会上作了交待。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来我的问题的政治性质就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原来所集中批判的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仅属于交心谈心中暴露的思想,而反右运动中的问题则属于一种向党进攻的行动,说明早在1957年我就有反党的言行了。接着的批判更加深入激烈,我的检讨也更加难以通过。一些人事干部又去翻查我的档案,以便从中发现纰漏。
1957年反右结束后,在1958年又掀起了一个向党交心的活动,很多知识分子特别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反右运动进一步认识到党的英明和伟大,都更加信赖党,靠拢党,纷纷向党表忠心,写入党申请书。这时我从北大荒回单位不久,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我还交心了对入团后悔的一件事。
初中毕业后,1950年初我曾与同镇裴同学赴长沙考高中,住在裴在长沙的舅父家。裴的舅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参加了湖南的和平起义。有天来了一位客人,白天外出活动,晚上回来与我们共进晚餐,空闲时则与我们闲聊。熟悉后就大谈起国民党军去台后又获得美军支援,提供了多少先进武器,武装了好多机械化师和空降师,现在还有多少部队潜伏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打起来,共产党的统治不会长久,等等。解放初期,三座大山刚刚推倒,石头缝里杂草丛中还暗藏城狐社鼠。现在看来,这位客人是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一只社鼠。我在1949年底初中毕业时虽入了团,但没有过一天组织生活,脑子里旧的多,新的少;黑的多,红的少。像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首次见到了太阳,瞳孔还没有完全收缩,看东西有些模糊不清,是非不辨。听到他的造谣后,不但不能识破,反而信以为真,感到害怕,以为国民党真会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竟向他坦白毕业前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表现出后悔的情绪。但想不到在这次批判大会上,有位人事干部从我的档案中把这事挖出来质问:“作为一个长期受党培养的人,从1955年就对党的政策不满,1957年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这次又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道攻击伟大的三面红旗,可以认为对党的事业是一贯不满的和仇视的,这其中必有根源,是不是在解放初期就与特务挂上了钩,现在还有联系?”追问我进一步交待。
在第5次交待批判会快结束时,我感到我的问题性质已十分严重。原来以为多交代一点,领导和同志们会多信任一点,过起运动关来就容易一点;现在的情况是,交代越多越脱不了身。思想上对领导所谓的教育、帮助和团结目的已失去信心,察觉出他们不是在挽救我,而是在将我一步步往敌人方向推,现在我的矛盾已由人民内部推向敌我。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由然而生,这情绪加速心跳,促进血流,一股热的血流冲向脑海,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了,变得失去理智了。于是大会刚一结束,我趁着看守我的两同志的不备,跋腿外跑,企图逃出这块是非之地,遁迹于没有是非的世外桃源。我也来不及考虑世界上是否真有世外桃源。我的逃跑被他们发现,4~5人随后追来,我拼命跑了大约500米,被一块石头绊脚摔倒,他们追上后将我抬回办公室。
晚上马秘书来到禁闭我的办公室,谈话中态度来了个180°大转变,他的眼球突出了,面孔拉长了,人脸真的变成了马脸,马秘书原形毕露了。他不再提向组织交心,而是提老实坦白交待,严肃指出我长期对党不满,仇视党的事业,一定有外在原因,不交待清楚是不能过关的。最后疾言厉色:“像你这类知识分子单位是够多的,门角落里都可扫一堆出来,你想逃跑,这有什么了不起,知识分子自绝于人民,连臭狗屎都不如,嘿嘿!”
谈话完后我又写材料,大会交待,不能通过,又交待,有些会上交待的,会后自己又推翻,于此反反复复一共作过8次大会交待,最后写出一份厚达40页1万多字的材料。这时领导们感到再从我身上煎不出什么油水,而已经挖出的所谓错误言行足以给我戴一顶够高的帽子了。
4。6唯一不举手的团员
第8次批判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吴支书通知我参加全所团员大会。会场设在三楼会议室,四周墙上贴着“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等标语,会场严肃而紧张。参加者除全所团员外,还特邀了一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分子,我们研究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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