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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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的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
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
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
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
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
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在我看来，英美联盟
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
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克拉克爵士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
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为什么找不到？海军的存在又是主要出于什么目的
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打斗，从只是为了打败对手的战斗中获得约未尼所称的“一
无所获的光荣”。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业，必然的推论是
它在战争中的目标必须是使敌人得不到丰富的资源。很难想象海军还能有什么比保护和
破坏贸易更广泛的军事用途。乔治爵士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他地方说道，“破坏商
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
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重要性，他和怀特
先生看来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两位的缺陷在于没有清楚地看到作为非决定性的一种战术的商业破坏和凭
借强大海军对海洋的战略控制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洋国家多多少少都将其
繁荣建立在海洋商业而不是其他某个因素之上，一些国家尤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
无论是用本国的船只还是用某个中立国的船只进行贸易，无论是进行对外贸易还是海岸
贸易，海洋总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贸易都可能处于一个有着决定
性优势的对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道可以期望这样的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会执意牺牲鲜血和金钱来打仗？
或者会既保持一支舰队，但又让它在用不着作战的同时毫不采取绑缚敌手、迫使它使用
不了自己的港口这类明显手段，从而使金钱白白花费？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的海军
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商业，也打击了敌人的商业，这两者对于英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
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
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不过，不管它
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
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
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
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
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
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
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
说服力。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
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
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
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
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
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
害不会是任意的。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
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
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
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
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
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今天，运行于
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
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
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在今天的熟悉战事的人中，大多数都熟
知陆军对于交通联络的依赖。我们也知道，威胁或打击一支军队的交通线是最普遍和最
有效的战略安排之一。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一支部队就会衰竭而亡；
而一旦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不管在什么不利的形势下它都必须一拼。这样，海洋商业
对于一个海洋国家的力量同样有着一支陆军的交通对于这支部队所具有的营养功能难道
不是再清晰不过的吗？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
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解。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
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商业能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
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在所建议的用途之外，海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用途了，比如说
炮击港口城镇—这既较残酷也欠科学。封锁——如内战中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显然只是
商业破坏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它的成果会是多么巨大！
只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闹、止步不前，商业破坏方针才可能遭致由行动不当引起的指
责，而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控制海洋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致胜之道。另外，从比较中
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如同两个交战国同意保证敌对国的贸易不受侵犯，两支交锋
的陆军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对方的交通线达成一致。
6·未来和美国海军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
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
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
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1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
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
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
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
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
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
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
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
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
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
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
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
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
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
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
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
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
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
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
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
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
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
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水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
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
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
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
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
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
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
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
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
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
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
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
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今日的美国和十九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们多么有必要避
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
为一代人所创立、但其在后一个时代中的运用却会将人引上一个十分不同的行动方向的
政策。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
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
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
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
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
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
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
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
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
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
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