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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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蜇。（音；上下结构字，上为“龙”字，下为“言”字。──编者。）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的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蜇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 ，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也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是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 ；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章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