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时代-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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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由此提到了当初李贤的《黄台瓜辞》，这首诗也许当时是被禁的，因为肃宗似乎不知道——问题是李泌都听说了，肃宗会不知道？或者此诗是对皇家成员封禁了吧。总之，李泌旧事重提，目的在于保全广平王。
之后，玄宗的答复送到了长安，“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我只要蜀地自养，不会再回去和你争。这果然印证了李泌的判断。又过了几天，玄宗的第二个使者到了，说玄宗接到第二次奏表时非常高兴，当下便商量着回长安的日期。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年已古稀的玄宗不远万里终于到了咸阳。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父慈子孝的温馨场景。两位都是爷爷级的人物（肃宗年近五十，也是半大爷爷了）在一起抱头哭泣，“上皇（玄宗）降楼，抚上（肃宗）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的确很“感人”啊。其他的细节就不仔细描述了，只要知道父子二人见面十分客气就可以了。然而父子之间，应该是这样的客气么？玄宗不肯居正殿，而肃宗则是连黄袍都不敢穿。玄宗说了几句话，都比较有意思。譬如，“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这句颇似自我解嘲，而“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则有些乞怜的意思了。这说明玄宗的确非常识大体，不再和自己的儿子争什么，另外，也很知自保之道。可惜的是，日后的形势却是玄宗始料未及的，即使他这般让步，仍避免不了那样惨淡的结局。不过眼前，肃宗毕竟表面上还是十分尊重太上皇的。
既然太上皇回到了长安，那么肃宗等于正位了，因此开始加封新一届皇室成员，肃宗的儿子们普遍由郡王升到了王，张良娣则升为淑妃，后来又立为皇后。
由于洛阳此时也破了，所以原先安禄山强行带走的那些官员们，又都被抓了回来。去时凄惨，回来也凄惨。“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俶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回来之后还要等着审察，而且还会有相应的惩罚。最终朝廷决定以六等定罪，后三等流贬，前两等都是死罪，还有一等是重杖一百。可以说，哪个都不轻。代表性的是达奚珣被处斩了，陈希烈赐自尽，被重杖的不大清楚，而流放贬谪的则有很多很多。而前面提到的王维，由于有那首诗作证他还是忠于大唐的，另外，他的弟弟王缙——日后代宗朝的宰相，此时也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官来赎哥哥的罪，因此，王维没怎么受罚，后来还升到了尚书右丞，算是一个特例。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张均或张垍。关于这两人，《通鉴》和《唐书》的记法有矛盾之处，通鉴说肃宗向玄宗求情，请求饶过他们二人，玄宗看在肃宗的面子上饶了张垍，但张均却不肯放过；而《唐书》中则说张垍“死贼中”，张均免死；又有一说是两人谁都没死。反正因为张说的关系，肃宗也算为他们尽了心。但朝廷定的这种严厉的惩罚，吓跑了不少打算投降的旧官员，令肃宗十分后悔。
另一方面，洛阳收复了，回纥人又开始索要东西，广平王只好赠送万匹罗锦才算暂时安定了下来。后来回纥军回到长安后，肃宗封叶护高官，又赏回纥绢二万匹。
至德二年，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算是比较重要的一年，收复长安、洛阳的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唐肃宗可以坐在长安的宫殿中来处理国家大事，比灵武的那个小城楼可是威风了不少。
第三部分李光弼像（1）
乾元元年四月，肃宗正式立李俶为太子，十月又把太子的名字改成李豫。唐朝中期开始，有几次大规模的“皇子改名运动”，比如玄宗就喜欢没事给儿子们重起一下名字，然后过些时候又改一遍。太子们的名字改动更是频繁，前面说过肃宗就改了三次才最终定下来叫李亨。好在他们没有把改名的兴趣放在改年号上，否则都像唐高宗和武则天那样换年号成瘾，则唐朝将近三百年，要是有三百个年号……不可想像，感觉蛮“恐怖”的（不过话说回来，肃宗在位时差不多两年一换，频率也是很高的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在唐朝高祖太宗各自只用一个年号是多么的可贵。
九月，肃宗调动了九个节度使的力量进攻安庆绪，兵力达到数十万。可以想见，肃宗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但决心与疑心并重，“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不设元帅，只让一个宦官做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理由绝不是史书上说的认为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都是元勋，谁也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肃宗不放心将权力交给这些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人。
九节度使围邺，一直围到第二年的二月，郭子仪等人决定决安阳河（通鉴写为漳河，《唐书》写为安阳河，查看地图的话，还是稍有区别的，取《唐书》的说法）水灌城。困守了几个月的邺城情况当时变得更加糟糕，和张巡遇到的问题一样，邺城中也是缺粮，老鼠的价钱已经涨到了一只要数千钱，一斗粮食更是卖出了七万的天价，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这时城中有人想要投降，却因为水太深，没有办法出去。
按说这个时候要是破城的话，是绝好良机啊，何况又是九节度——可问题就恰恰出在九节度上。由于没有主帅，唐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错失了良机，又因为邺久攻不下，唐军上下也有点军心涣散。就在这时，史思明从魏州赶到了邺，安庆绪为了能够尽早解围，甚至派人将他的皇帝玉玺交给史思明，不过这当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
李光弼像
史思明果然厉害，他断了唐军的粮道，使唐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三月，叛军援兵直抵城下，与唐军决战。史思明本人看来也是相当骁勇了，他亲自带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六十万人在安阳河北对峙，但唐军并没有把这支军队当回事，以为是敌军的一支游击小分队。由此可见唐军是有些大意了。看到敌军松懈，史思明领着这五万人突然冲了过来，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率人“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本人还中了一箭。史思明以一敌四（不是单挑的那种大将之间的决斗，就是大伙一起上的群殴），并且没有处于劣势，不免让人感慨唐军的“无能”。而郭子仪从后面袭击史思明，本来可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结果还没来得及布阵，天上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不过这次也不只是唐军受损，叛军也被吓着了，双方各自败退，辎重都扔了一道，唐军一方“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在向南撤退的路上郭子仪命人将安阳桥拆断，目的是为了保住洛阳。但洛阳城里仍然受了惊吓，百姓们惊惶地向山里逃去，而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人也纷纷逃走。这两个官员的逃跑，终于使肃宗找到了发泄此战失利的火气的对象——诸节度上书请罪，肃宗当然不敢降罪于这些手里握有兵权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荣幸”地成为了出气筒，都被贬官了。但终究要有人为此负责，这时那位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起了作用，他看郭子仪不顺眼，就把责任推给了郭子仪，于是郭子仪被召回长安，李光弼代替他成为了副元帅。
而安庆绪这边也不太平，围是解了，可是安庆绪也不打算再提起旧事，干脆连城都没请史思明进，他本人当然更没有打算出城去看望一下。但安庆绪哪里有史思明的老辣？不几天就被史思明杀掉了。抓安庆绪的时候，史思明“责以大义”，说他丢失了东西两京都没关系，但他最不该做的就是杀他的父亲，“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史思明这样责骂着，却不想两年后他也重复了安禄山的命运。几乎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向他的父亲下手了。史朝义杀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又派人到范阳杀了弟弟史朝清，随后范阳城中自相残杀，最后因此而死的达数千人。
由于有太多的自相残杀，而且首领更换太勤，八年时间就出了四个皇帝，有三个还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得来的，其中两个可以算是无能之辈，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对安史之乱的结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城堡总是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不过安史之乱的最终结束，是在代宗时期。
有时想想，如果自始至终都是安禄山在指挥叛军的话，战乱会不会持续得更久些呢？当然，我并不盼着安史之乱持续更久，因为这八年的时间，足以让唐朝的实力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足以让盛世的繁华尽化为子虚乌有，足以让生灵涂炭、社稷倒悬。看看杜甫的诗吧，你会觉得从心头油然而起的一股悲哀。在他的笔下，有石壕村那位被强行带走的老妇，有无家可归、无人再相送的老兵，还有与丈夫“暮婚晨告别”的新娘，但苦难的百姓又何止这些？据官方统计，天宝十四载时，唐的全国人口户数基本保持着盛世时的总数，有891。4709万（《通典·食货七》），而到了肃宗乾元三年，这个数目一下子降到了293。3174万，减少的人口当然不是战死就是饿死，或者还有被人吃的？总之，由于战乱人口锐减是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剩下来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但他们真的幸运吗？其实也不过是“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罢了。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开元时期的这个景象，自此时起，再也没有在唐朝出现了。
第三部分李光弼像（2）
十二
在“大燕”朝中连续发生内讧之时，唐朝内部也同时混乱着。
唐玄宗从蜀中回到长安，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让自己平安地度过晚年。本来前两年还好，肃宗基本满足了玄宗的要求。他让很多人陪在太上皇身边，天天娱乐，玄宗倒也悠哉优哉，而且父子二人经常相互去探望，有时还能在路上相遇。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提起一个人了，即肃宗朝有名的宦官李辅国。
李辅国在玄宗朝地位很卑微，以至于到了他的主子肃宗当皇帝时，即使他突然间显赫了起来，但仍然很多人都瞧不起他，其中包括高力士等人。若说高力士瞧不起李辅国，倒也有情可原，毕竟他曾有四十年是李辅国的上级，而此时大概也要叹一声“后来者居上”了，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被人轻视，李辅国当然很不高兴，就打算“立奇功以自固”。但李辅国当然不会上战场去厮杀立功了，他想到的立功办法是向肃宗进谗言，说太上皇每天见外人太多了，而且高力士、陈玄礼等人也有所图谋，这样会对肃宗不利，请求肃宗把太上皇从兴庆宫迁到大明宫中（玄宗回长安后住在兴庆宫，而肃宗则住在大明宫，原文李辅国说的是“禁中”，当指皇帝所在的皇宫，即大明宫）。肃宗当时就“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李辅国当然又得劝一番，但肃宗仍然没有答应。这当然是表面现象，而内心中肃宗定对太上皇起了防范之心，因为从此他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这之后不久，李辅国假借皇帝的名义，把兴庆宫中原有的三百匹马调走了二百九十匹，就留下十来匹马。这件事在史书上的记法是“矫诏”。不错，当时李辅国确实是“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随便矫个诏似乎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没有人告诉肃宗，即使有，肃宗的反应也不过是“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但太上皇的事情绝不是一般政事那样简单，李辅国也绝不敢轻易行事，他此前对肃宗说的那番话其实有些“投石问路”的意思，起码是和肃宗打了个招呼。肃宗纵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批评李辅国。于是李辅国又在行动上投石问路，这一次调的是马，下一次调的就是人了。
当发现调马行动没有什么严重结果之后，李辅国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在这年七月，又趁肃宗生病的时机，硬是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西内）。这一次的事情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