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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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大会服务组只保证供应开水和水质的安全。
杨家岭警卫连负责会场外围的警戒，战士们遵守纪律，从不走进礼堂。警卫连指导员寇子忠好羡慕，他说：“老李啊，你们几个美差呀，又有水喝，又能听毛主席讲话！”
请党的中央委员们签字留念
为会议代表服务时，我碰见许多熟悉的老首长，张琴秋、张秀岩、林伯渠、王德、张苏、徐特立、陈云、李富春等人，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和我亲切打招呼。会后，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张秀岩大姐专门找到我，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第七届中央委员选出后，大会秘书处洗印了全体委员的黑白照片，邓洁陆续给了我几十张，凑成一套。我拿着照片，找到熟悉的中央委员，让他们签字留念。50天的七大会议选举的44名中央委员，长期在延安居住的就有19名。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陈云、李富春、蔡畅、徐特立、林伯渠、朱德、毛主席等人。陈云一边在他的照片背后签字，一边问我肺病彻底治好了，嘱咐我今后不要吸烟，多注意身体；李富春写了“小李同志留念，李富春”几个字，还不忘了和我开玩笑：“你进城当了官老爷儿，可别忘了我呀。”
毛主席正巧没有钢笔，他大声地问：“你们谁有钢笔？我用一用，给这个小李写个名字。”
我趁机问他：“我以前那个首长，黄祖炎，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毛主席说：“你想他啦？他还不能来开会，他要来开会选不上中央委员，也要选上候补委员。”
我又问：“他现在在哪呢？”毛主席不愿意说，扭脸与别人说话去了。
做了50天的大会服务，我又结识了许多首长。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聂荣臻都是四川人，又是搞军事的，会下常常聚在一块聊天。这几位首长中，我和朱德最熟悉，我找他签字，朱德又说：“小娃娃长大啦。”他这样说，是因为长征途中我们这队小娃娃一直跟随朱德的总部行军。我翻出刘伯承的照片：“刘司令员，请签个字吧，留个纪念。”
刘伯承很爽快：“好嘛。”
朱德在一旁说：“这小娃也是我们老乡哟……你是四川哪里的人嘛？”
我回答：“四川巴中的。”
陈毅在一旁就喊：“‘通南巴’哟，徐向前的兵啊。”
邓小平扬手招呼徐向前：“徐司令员，来来来。”几位军事领袖一边给我签字，一边大发感慨，年轻呀，赶上好时代啦，将来大有前途嘛，等等。
七大闭幕了
七大期间，传来欧洲战场反法西斯大战胜利结束的消息。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整个延安一片沸腾，除了开庆祝会外，还给七大代表放映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走投无路，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大会代表都说：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 长不了了。七大会场内外，一片欢天喜地。
在中央大礼堂，为全体代表举行了一次文艺联欢晚会。舞台上扭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王昆唱陕北民歌；鲁艺演京剧，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大多数代表对京剧不感兴趣，互相之间交头接耳；有个戏剧小品，装扮国民党营长的演员，钻进一只木柜，等追捕的人走了，他才从木柜里出来，满头满脸沾满了面粉，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气功表演掀起晚会的高潮，表演者是彭真的马夫。老汉的腿和脑袋分别担在两条板凳上，身体悬空，有四位壮小伙儿，抬来一块条石放在他的肚皮上，然后抡起大铁锤，反复击打条石，石头碎了，老汉站起身来，平安无事。代表们站起来，齐声喝彩，使劲鼓掌。
临近大会闭幕时，邓洁陪同任弼时来服务组慰问，邓洁在一旁介绍每个人的姓名，任弼时逐一握手致谢。邓洁替我们表功：“弼时同志，他们几位的辛苦我还没有对你说呢，你看外面的哨兵辛苦吧，还能两三个小时换一换岗。可是他们几位昼夜守在会场，一个生人都不放进来；大会代表每喝一口水，包括主席喝的水都是他们寸步不离地看守着，绝对保证开水的安全，也就保证了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任弼时就说：“你们这几位小同志辛苦啦！”
七大快结束时，毛主席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全党要注意日寇投降后，存在内战爆发的危险。毛主席详细估计了，如果爆发内战，可能引起的种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斗争策略。毛主席的预见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
1945年6月11日，大会选举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举行闭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国际歌》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久不愿离开会场。
大会闭幕的当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张餐桌上了一只整鸡，当时吃鸡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场有商人卖鱿鱼、海参、干贝，我向邓洁建议，给代表们搞一点来吃。邓洁说，中央没钱呀，买不起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专门把我们服务员招呼到一起，敬我们一杯酒，代表党中央感谢我们的服务。晚宴后，鲁艺剧团在中央礼堂演出京剧，邓洁让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边区生产的麻糖、一只鸭梨和红枣装入纸兜里，凡是坐在礼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经历过各种规格的会议，七大发放“礼品”是头一回。
6月11日，七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延安，我也返回美军观察组。
后记 重返陕北
难觅往日的旧迹
在西安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我终于走上重返陕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过大街小巷，摸到凤凰山下，推开黄土墙上的木门，还认识石崖下的窑洞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还有毛主席留下的烟垢，门框上没有春联的一丝痕迹。我一声呼唤无人应答，环顾四周，小院里堆满了旧报纸和烂布头。毛主席的这处旧居冷冷清清地无人光顾。
当年，黄祖炎珍藏有三只巨大的毛笔，牛角料制做的粗笔杆，乌亮沉重。听黄祖炎讲，草地边边，急忙脱离张国焘，轻装急行军，他把暖水袋、怀表、墨盒、字帖都丢弃了，只有舍不得这三支毛笔，硬是背到陕北。
每逢延安开大会或欢迎来宾，书写大幅横标，我研了墨，再替首长撑住纸角，黄志炎双手各握一支大抓笔，蘸上浓墨，左右开弓，一个斗大的字，一挥而就。林伯渠、谢觉哉这两位在一旁称赞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讨来锅底灰，黄祖炎兑水兑皮胶，在黑釉盆里研调墨汁。首长曾经有一块名贵的砚台，经过水草地时，不得不忍痛“轻装”掉。他一边捣鼓墨汁，一边惋惜那只扔掉的砚台。书写对联时，我在一旁按住红纸，黄志炎飞快地书写一幅幅春联。
毛主席和贺子珍闻声走出窑洞，从我手中接过春联，连连称赞好字好词……
如今，一栋栋陈旧的住宅楼从四面八方逼到凤凰山脚下，狭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导游人瞻仰伟人旧居。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石窑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窑洞模样的平房成了凤凰山麓毛主席的旧居标志。历史也就此简化吧！
我寻遍了凤凰山，旧时的窑洞、小花园、城隍庙无影无踪。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宝塔山变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宝塔公园，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砖边墙，登上宝塔山，环顾宝塔下的土地，水泥砖覆盖了昔日的脚印。
九级砖塔整修了，塔端加补了“窝儿头”样的封顶。1938年的宝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损毁，站在塔里向上望去，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蓝天。那里是塔呀，一根锅炉房的烟囱！
1937年夏，我们随中央医院迁驻宝塔山，成为宝塔山的首批居民，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是副院长。
中央医院时常请马海德和几位医学专家轮流主持医学知识讲座，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在黄土坡上听课，我隔三差五地赶上了，也混在医护人员堆里听一听。马海德那时的中国话还不很熟练，一些专业术语需要傅连暲在一旁做翻译，在宝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细菌和病毒，肺结核和梅毒，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