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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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美军卡宾枪之事后，翻译再三叮嘱我：“没有旁人知道，只有你知道这件事啊，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出来呀！”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延安的情报。中方获取卡宾枪的情报，也是互有往来。
延安的圣诞是美军观察组全体人员的节日。山沟里砍来的小松树，插入一块半尺厚木版的深孔里，再用三根木条支撑固定，松枝上彩灯闪烁，挂满了各色锡箔的星星。女打字员用红纸扎了三朵大红花，也挂在圣诞树上。餐厅变成了舞厅，长长的餐桌上摆了蛋糕、烤鸡、烤牛肉、威士忌酒，舞会宴会持续到天亮。
乘美军飞机兜风
从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开始，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重庆延安之间。每次运输机抵达和离开延安，我们这些“八路军司机”全都出动，接送客人和机组人员。
1945年夏季，延河发洪水，河滩里的卵石乱了，开车过延河就困难了。这时候，飞机运来一台四轮发电机组，功率1000千瓦，美国人要给贺龙的边区司令部、近邻的中组部和杨家岭安装电灯。
我驾驶中吉普拖着四轮发电机，驶离延安机场。同车的美国人一看到了延河边儿，示意他要驾驶。中吉普车拉着发电机缓缓驶入延河，河水渐渐浸没大部分车轮。汽车行进至河心，忽然熄了火。同行的一辆中吉普车和两辆小吉普从一旁过了延河，卸下车上的货物，拴起三截钢丝绳，三辆吉普齐力拖拉陷在河中的汽车。延河里的汽车竟然纹丝不动。几个美国人傻了眼，平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在枣园讲汽车经：“汽车陷入泥里，你千万不要用二挡三挡，必须用一挡，一挡有劲儿。再一个看轮胎下面有没有东西挡住去路。”我脱下衣裤，俯身探摸河水中的汽车轱辘。果然中吉普的后轮被一块卵石卡住。我又依次察看三辆牵引吉普车的挡位，用手指示意，让美国人把变速杆挂在一挡的位置上，随后三辆吉普车又一次启动，陷在延河里的汽车，被轻轻的拽上河岸。几个美国人高兴地呼喊：“OK！OK！”一齐向我竖起大拇指。
有一次，吉普车从观察组向飞机场运送货物，有几只钉得严严实实的大木箱，异常沉重，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儿。吉普车过延河时，因为负载太重陷在河中，发动机没有熄火，车轮呜呜地空转，卷起一串水花。驾驶吉普车的美国人招呼我来接替他，我记得周西林讲过：“汽车陷到河里，千万不要拼命朝前开，你愈朝前开，陷得愈深，要向后退。”我坐上驾驶员座椅，挂上倒车挡，加大油门，吉普车向后退了一段，然后猛地向前行驶，爬上了延河对岸。那个美国人大叫着OK！OK，不顾河水浸湿鞋裤，踩水跑过延河与我紧紧拥抱。
美军飞机的机组人员为了感谢我们的服务，主动邀请观察组的中方人员乘飞机去兜风。
飞机像只绿色的大鸟，轻盈地向西方飞翔。我们坐在机仓里的铁椅子上，凑在窗口前向下张望，黄河就像闪光的丝带，沙漠好像一片片鱼鳞。飞机进入青海后开始返航。
延安机场遥遥在望，飞机驾驶员忽然搞了个恶作剧，猛然使飞机向下俯冲。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条长虫拼命要钻出口腔。飞机上有人翻江倒海般的呕吐；有人尿了裤子。飞机在延安机场停稳，众人爬下飞机，个个脸色苍白，惊魂未定：“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借助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运输军队，开始与八路军赛跑，抢先接管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只借用了一架美军飞机运送自己的将军，这也是无偿供给美国人吃喝的回报吧。
大约是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前几天，那天早晨，我按惯例开吉普车送美军运输机的飞行员去东关机场。气氛与往常不一样，在延安东门就有部队警戒。飞机旁早有一群人等候，吉普车驶进人群，美军飞行员跳上飞机做飞行准备。我坐在吉普车上看见黄华招呼刘伯承、林彪、陈毅、邓小平、滕代远等十几位军事首长，他们神情严肃，依次登上飞机。美军飞机的螺旋桨飞速旋转，飞机掉转机身，机头朝向桥儿沟方向，向前飞上蓝天……我还寻思，如果美军飞行员再搞个恶作剧，刘伯承、林彪他们要尿了裤子，可就热闹了。
中美官兵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炸死日本人二十万；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8月15日，裕仁在日本国内无线电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取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那天夜晚，我和观察组的警卫战士正在山上的窝棚里看守即将成熟的西瓜、土豆和山芋，防范野獾来糟蹋。忽然，延河两岸人声喧闹，鞭炮声阵阵，许多人举着火把跑来跑去。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卡宾枪的曳光弹一串串划破夜空。我俩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让警卫战士下山去探个究竟，他跑回来告诉我，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俩兴奋极了，坐在窝棚里议论胜利后的日子。
“将来我们的部队要不了怎么多人了，我们向何处去啊？”
警卫战士说：“我要回山西岢岚的老家，向政府要几亩地，买头毛驴，娶个媳妇，美美的过日子。”1946年，我离开延安途经山西岢岚县，荒山秃岭，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没有想到我那战友念念不忘的故乡竟然这么荒凉！
观察组中美双方人员共庆抗战胜利，举杯畅饮，彻夜狂欢。美国白酒的绿色酒瓶外型近乎中国古代兵器的战锤。我喝了小半瓶的洋白酒，醉睡了一天一夜。
日本宣布投降后，观察组内的美军朋友陆续离开延安。我也有了一项新任务，驾驶吉普车去新市场订做各种尺寸和图案的羊毛地毯，作为延安的纪念品赠送给美军官兵。美军人员依军衔的高低，得到大小不等的地毯，一般士兵获赠一对坐椅垫。延安的地毯质地厚重，动物图案鲜艳生动。许多即将离开的美军官兵十分喜欢延安地毯，要求我代替他们去多多购买。以后，观察组的头头让翻译当面翻译他的话：“美国士兵需要购买地毯，你领他们去，让他们自己去买。”离开延安的美国人携带很多行李，吉普车装的满满的。
1946年4月，邓洁派人送来通知，让我去杨家岭报到。我在翻译的陪同下，与美军技工告别。技工送我一把白铜剃须刀，留做纪念。剃须刀使用吉列单刃刀片，质量上乘，一直使用到解放初。在新中国无处购买“吉列刀片”只作为纪念物品携带在身边，“文革”中为掩盖在延安与美国军人交往的经历，我悄悄把这柄刻有U。S。A。字迹的剃须刀扔掉了。
美军投放原子弹造成三十余万日本人死亡，令延安人万分震惊。我开吉普车去小市场采购地毯，三五一群的学生和干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美国这样的做法，取得了胜利，世界人民也不服气！”
“美国这样一种毁灭人类的作法，使人类感到可怕。这样一回行，二回三回再这么干，全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
“美国使用毁灭人性的武器轰炸广岛和长崎，美国在那里的侨民也死于他们的手下。”
人群中有明白人说：“这种毁灭人性的武器，叫‘原子武器’，是一种用原子制造的炸弹。”
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深刻反省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常常倒腾出“历史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
如今，日本每年的军费开支已经突破和平宪法所规定的限度，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海军称雄亚洲，他的扫雷技术、反潜作战、不逊于核潜艇的常规潜艇、F…2战斗机、百发百中的高技术导弹、超一流飞行员和机械师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连号称军事霸主的美国都自愧不如；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早已放弃了专司自卫的原则。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难道还想重演“珍珠港事件”，与中国与美国再决雌雄吗？
谢伟思二三事（1）
谢伟思是美国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还是一位“四川老乡”。我曾经几次开吉普车送他去枣园。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穿一身军便服，很风趣和气，不分农民和干部，不分长幼，见谁都打招呼。我第二次开吉普车送贺龙去枣园，同车的外国人就是谢伟思。贺龙称他谢先生，两人都客客气气。还有三四次单独送他去枣园见毛主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在吉普车上还问我：“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四川人。”
他用四川话说：“我也是四川人咧 ！”
我不相信他的话：“瞎说！”
他很认真：“你可以去问一问你们的陈毅将军，他可以证明呢！”
我问他：“你的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
他说：“好嘛，我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念书……”
当时我心想，这个美国人还真有意思，还想跟我套老乡。
在枣园大门口，两个站岗的哨兵用大枪拦住吉普车。我跳下吉普车，哨兵还认识我：“哈！小伙子你还会开汽车呀！”
哨兵问了我的来意，就钻进岗亭，摇起手摇电话：“请接毛主席！”得到指示后，才放我们两人走进枣园。
我领着谢伟思走上小土坡，毛泽东已经在窑洞前等候。
谢伟思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毛泽东拉住谢伟思的手一同走进窑洞。直到天黑了，他们两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警卫员们都吃完饭了。后来，毛泽东拉着谢伟思的手，一直送客送到枣园的大门。谢伟思双脚一并立正，向毛泽东抱拳三作揖。毛泽东拍着谢伟思的肩膀，说：“你想几时来就几时来啊！”又叮嘱我：“小李，天黑了，开车注意点啊！”
王盛荣的两个孩子闹肚子，吃什么就拉什么，怎么也治不好。王盛荣托人给我捎话，还想要美国人的西药。正巧这天，我又送谢伟思去枣园见毛主席，我跟谢伟思说，我的一个朋友的两个小孩病了，拉肚子治不好。我想要一些美国的西药给小孩子治病。
谢伟思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注意了，开好汽车，等回去，我给你拿药。”
回到观察组，谢伟思拿来三个棕色的小玻璃瓶，还用中国字在一张纸上，写了每个药瓶的说明。
我给王盛荣送药，他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谢谢啊！你可救了我们的孩子啦！”
随着中美外交资料的逐渐公开，我对谢伟思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1935年，26岁的谢伟思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平先进修中国语言文化。他不仅攻读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在那动荡年代，他目击了“一二九运动”和“芦沟桥事变”。他还结识了一批风云人物，如史迪威将军、斯诺、拉铁摩尔、范宣德等。
1944年7月，谢伟思跟随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他一住就是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望美国做出积极回应。
谢伟思感慨地说：“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国民党）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纳粹德国）是如此相象；而我们从不给予支持的中共的作风却和我们美国人又是这般接近。真不可思议。”
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其所作所为均出于忠于职守、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他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一般美国人有更深的了解，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这一切的结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和大权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驰。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力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谢伟思预言蒋介石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显然，谢伟思的这份报告完全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他的理想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繁荣、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与近百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在延安，谢伟思又多次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他将这情况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