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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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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天,武竞天对我说:“小李,陈云部长一直想着你的学习,你先休息几天,组织安排你去‘抗大’上学去。” 
我心想:学习学习也好,黄祖炎、张秀岩大姐都说要学习文化,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应验了,那就学吧! 
几天后,武竞天找我:“你去学习的计划变了,陈部长和李部长的小灶厨师李子钦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你先去小灶好不好?” 
中组部只有陈云李富春这两家吃小灶,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陶铸几个人吃中灶,其余十几个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顿顿细粮,但有伙食标准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荤一素。 
我的小灶厨房上面是陈云和贾震的窑洞,我的左侧稍远是李富春、蔡畅的窑洞,再远一点点的一溜窑洞住王鹤寿、武竞天、乐少华,我的右侧下房是中组部的马棚,喂了两头菜牛,一些鸡,准备改善生活之用。山坡下面,靠近大路,有一面围墙止于传达室的小屋,传达室的对面是烧开水的大灶和一排土坯垒的小平房、理发室、招待室、勤杂人员住所和食堂大灶。 
小灶的笼屉漏气,我修补好,然后用瓷皿蒸米饭,又烧了一盆红烧肉。饭后,李富春推门进来:“今天的饭是谁做的啊?到了陕北第一回啊!”他看见我还认识:“哎!小李,是你呀!长本领了,当‘火头军’啦” 
陈云也来了:“李子钦给我们煮白肉,你来做红烧肉,一白一红,有些味道。” 
李富春说:“米饭怎么好吃了?又软又香,不夹生了。” 
陈云可能懂得厨房技巧:“你这个红烧肉,烧到八成熟,放到瓷钵里,架上笼屉,用猛火来蒸,那味道更好哇!” 
李富春问:“小李,学厨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来的吧!” 
陈云说:“不简单,不简单!三年可以念出个初中生,三年学不成一个好厨师。看你的红烧肉,有点儿师傅的真传。” 
延安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靠猪肉羊肉作文章。我经常变换些花样,几乎把胜利食堂学到的花样都表演出来。管理员采购来的鲜肉肉质好用,我做葱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时,做狮子头、清蒸咸肉。 
他们第一次吃狮子头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来小灶,蔡畅大姐笑着说:“你做的那个肉丸子,我吃了一口,都叫这个老家伙给我抢吃了!” 
李富春叫道:“哎哎,这个老婆子,她不吃肉,让我吃。走到小李这里,还要告状,说让我抢了!冤不冤呀?” 
我说:“那还不好办,以后多做。” 
李富春说:“多做?伙食标准还不超过了!” 
按标准,我一顿只能做四只狮子头,一家两只。说起也可怜,管理员没钱给小灶买味精,我让他买一只鸡,烹两份清炖鸡,可以留下些鸡汤,作为调味品。窑洞冬暖夏凉,虽无冰箱,鸡汤放置三五日,不会变质。 
我把干辣椒剥开,先把辣椒籽炒熟。然后用鸡油炸了一小碗辣椒油,倒进炒熟的辣椒籽,再放入一点白糖。 
李富春问我:“小李,那是什么油?红了吧唧的,又辣又香!” 
“还有啥油,辣椒油呗!” 
李富春:“我长这么大,连外国也都去了,没吃过你这样的‘绝招辣椒油’——对啦,就叫‘绝招辣椒油’吧。” 
李富春又说:“像这个‘绝招红辣椒油’老要有一点啊,不要让它断啦!”李富春是湖南人,自然喜欢吃辣味。 
第一次给中组部两位部长制作“荤蛋”这道菜,晚饭后,李富春在玩麻将时悄悄问我说:“你弄得那个没有蛋黄的怪蛋,叫个什么名呀?” 
我刚要说“荤蛋”,转念一想,不要听成了“混蛋”了,灵机一动改嘴说:“无心蛋”。 
李富春压低了嗓音:“不对,那还是有心蛋,只是变了心,变得味道更好,更香……吃起来没个够!” 
项子成说:“你做的那个鸡蛋一定很有味道。” 
我问怎么一回事,项子成说:“刚才吃饭时,李部长说,大姐呀,这个鸡蛋不好吃,你不要吃了吧,干脆我替你吃吧。蔡大姐说,不好吃你也就不要吃了。李部长说,越吃越不好吃,丢了怪可惜的,留到下顿再吃吧。” 
李富春说:“我要说这个无心蛋好吃,你吃两个,我吃两个,吃的不过瘾;不说好吃,你就不吃了。” 
蔡畅跳起来:“好哇,这个老家伙骗我,他说这个鸡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当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陈云拿来一只铁皮茶叶罐:“小李,你看看这里面是个啥东西,你认识不认识?”我撬开铁罐,里面是满满的干贝。我说:“这是干贝嘛,陈部长,你从哪里弄到的?” 
“是周恩来副主席送给我的……你会不会弄这个?”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2)   
“还可以吧。” 
我把干贝擀碎,再用水浸泡,干贝松软以后,再加到肉馅中,给陈、李两位部长蒸了两屉水馅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陈云与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严肃,很少看见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于若木在北门外的延河滩散散步,俩人回到窑洞就很少出来。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1)   
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最大的一间平房是个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室,左右两端各有一扇门,容纳四十多人。长长的木板凳,约有十几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桩子。平日里,我们在这里学文化,每逢星期六,陈云和李富春组织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陶铸一些人也在这里学哲学。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陕北,延安的城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毛主席在欢迎集会上讲话:现在,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我们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回可好了! 
艾思奇来讲哲学,外单位的一些首长也来听课,接待室里挤满了人。徐特立、凯丰、赵毅敏等中宣部的人也常来。朱德、周恩来只要在延安,必来听课,参加讨论,他俩每次都留下吃“工作餐”。 个别一两次,我看见马海德、萧三、萧军也来听课。 
中午时分,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吃饭,常有十多位首长因为路途远,留中组部吃午饭。这时,陈云的秘书贾震就来告诉我吃中饭的人数,他手里捏着一张名单:今天一共有多少多少个人,要在你这里吃饭,你拿着这个名单去找管理员,派人来帮忙,你需要什么东西,让管理员快去买。吃饭的人一般都是一份米饭一份素菜一份荤菜。红烧肉,清炖牛羊肉……炒豆角、油煎辣椒……翻来覆去这么几样菜。每次还多做两三份“工作餐”,预防临时有人留下吃饭。 
艾思奇常常留下,由陈云、李富春陪他一起吃饭。 
有一次中饭后,艾思奇开场白:“我用朱总司令的口头话语,问问你们这些‘背时锤子’,小李做的饭菜好吃吧?听课有了劲头吧?可口饭菜吃进肚子里,物质变精神了。” 
一次中午,有二十多人留下吃午饭,我一看储存的大米不够,做手擀面吧,没有盛面条的大盆,陈云李富春两家自用的瓷盆太小,只好作油酥烧饼。我找周福寿、项子成帮忙,从山下的胜利食堂借来木炭和铁铛子。延安的烧饼铁铛好像古代的鼎,只是上面有一面沉重的铁盖,“鼎”壁有三角形的通气孔,底部燃木炭,中间才是平平的铛板,用来烙烤烧饼。和好面粉,多浇些素油,一共烙出五十多个大烧饼,全被客人们吃得一干二净。 
李富春问我:“小李,这饼子你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 
“在胜利食堂。” 
“我长这么大,除了吃面包,还没有吃过这样的饼子,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多给我们做这样的饼。” 
陈云在一旁说:“以后少吃米饭,多给我们吃面。” 
转天,有一人来找我:“我们首长在你这吃了烙饼,回去说没吃够,让我来问问你,那个烙饼是怎么做的。” 
朱理治找到厨房:“小李啊,以后我来学习,先到你这里来报道,你要给我做烧饼吃啊!” 
我说:“那还不简单!” 
朱理治追问:“还有复杂的烧饼?” 
我说:“用牛肉猪肉混合了,作肉馅烧饼……咱们的陈云部长太穷,没钱请客让你们吃肉馅烧饼。” 
朱理治咂咂嘴:“等革命成功了吧!” 
以后,陈云李富春要吃油酥烧饼,我就图省事了,提前去山下的胜利食堂定做。 
有时毛主席也来听艾思奇讲哲学,讨论时,毛主席很活跃,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讲述一番,常常引人发笑。我摆弄完锅碗瓢勺,就站在一旁听他们闲扯。 
有人问艾思奇:“现在有些外国领袖说东方巨人站起来了,我们现在让日本人侵略着,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先进武器,这么个样子是不是东方巨人,应该怎样理解这里面的哲理?” 
艾思奇解释:“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说这是世界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雪山草地,没有被百万敌人消灭,这样的精神体现了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艾思奇又说:“印度民众领袖尼赫鲁到中国访问,感受到中国人爱国抗战的伟大精神,他就预言,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大家由此议论了一阵精神和物质。 
毛主席说:人称“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法国,坦克不能说少,军队装备防御工事强于国民党军队几倍几十倍。为什么在德国的进攻下,仅仅四十多天,法国就宣布投降了呢?法国人和欧洲人丧失了斗争精神,贪图物质享受,讨厌战争。你讨厌战争有什么用呢?战争会上门来找你! 
陈云很少发言,总是低头写笔记。他比较关心“物质”,曾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窑洞里能不能养鸡呀?延安每个单位弄三个四个窑洞养鸡,吃鸡吃蛋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大家都笑:“陈部长啊,窑洞养鸡可稀奇喽,那还不把鸡崽都捂死啦?”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2)   
陈云很认真:“人家国外养鸡放在笼子里。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养鱼场……乱七八糟的养殖场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比我们中国要强多了。” 
大家似乎对办养殖场不感兴趣,话题很快就转向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争论起黑氏和费氏谁更加唯物……五花八门的哲学名词在教室里满天飞。 
来学哲学的人常常见缝插针,吃过中饭,他们走下西山,去中组部大门旁的理发室理发。理发员袁仁德,也是四川老乡,延安的大大小小的脑壳,他都摆弄过。“文革”后,我才知到袁仁德也在天津工作,曾任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20年,既不相知也不相逢,也是个遗憾。等我获知消息,去登门拜访,他已去世多年,人死了就无话可讲了。   
中国妇女的领袖蔡畅   
在延安的中组部,大家都称蔡畅是“大姐”。平时,蔡大姐经常来到警勤人员的窑洞里,冬天,用手摸摸被子,问问冷不冷;夏天问问有没有蚊子;过年节时,问问吃好了没有。王鹤寿在一旁说:“蔡大姐真是比你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啊”。 
中组部的勤杂人员凑在一起,经常又打又闹,满地滚成泥猴。蔡畅大姐就走来劝阻:“你们这些小娃娃呀,不要打闹啦,衣服和鞋裤都搞坏了,多穿两年不好嘛?现在我们多困难那,弄点棉花和布匹困难那!都是国家的财政支出,你们要爱惜呀!”当时,我们对蔡大姐的话不甚理解,没过几天就丢在脑后了。几个人跑到一块仍是撞膀子摔跤。大姐见了,也不着急,把我们召在一起,又耐心给我们再讲一遍。 
蔡大姐经常结合黄克功事件,给我们这一帮年轻人讲婚姻恋爱观。她说:“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凡是没有结婚的,有了女朋友的话,你就要找到她的几个优点,最低限度要有三个优点。一是觉悟高,有共同奋斗的理想;二是对女方的道德品质有相当了解,待人热情和气;三是具备能够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依赖别人而生活。这三条同样是女方对男方的要求。结婚没有两相情愿,勉强凑合到一起早晚是个问题。等到外界情况变化了,两人就要今天打,明天骂,后天闹离婚,如果两人都是党员,要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可是,片面强调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视婚姻如儿戏,就丢掉了自己的人格。人活一辈子,没有了人格,那还有啥意思呀!” 
“强迫婚姻,买卖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的婚姻都是旧社会的腐败现像。女方家里有势力,看中一个男人,可以强迫他;有钱有势的男人更不要说了,搞一个小老婆,嫌不够,还要搞一个小老婆,糟蹋妇女已是毫无人性了!将来你们进城当了‘官老爷’可不能搞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一个男人要这么多女人干吗?!” 
蔡大姐在讲到婚姻年龄问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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