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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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准备到齐国去，但去齐国必须先经过卫国。卫国当初造楚丘时晋国没有帮忙，卫君心中怒愤，况且重耳是个落难公子，何必帮忙，卫君就吩咐城门卫兵不让重耳进城。重耳一行只好忍饥挨饿，绕城而去。在经过五鹿这个地方时，看到几个锄地的农人正蹲在田头吃饭，重耳就叫狐偃去跟他们要一点。农人们看见是一群官老爷，心中有气，说农民们成天饿肚子，没有东西伺候他们，就从地里拿起一块土坷垃送给狐偃。魏是员武将，脾气暴躁，提起马鞭要打，狐偃却连忙拦住说：“老百姓送土地给我们，就象征着我们将来一定会重回晋国，得到国土，这可是吉兆啊！”重耳这才止住魏，大家一起前行。
当重耳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介子推拿来一碗肉汤，重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才知道那肉是从介子推的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才好，介子推却说只要重耳能回国干一番事业，自己腿上疼一点毫无关系。
重耳一行忍饥挨饿地来到了齐国，齐桓公却是热情地招待，桓公送给他们二十辆车，八十匹马，不少房子，把这一行安排得很舒服，并把自己的一个本家的姑娘嫁给了重耳，他们就在齐国住了下来。
齐桓公死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争位，把齐国弄得一团糟，齐国的霸主地位从此失去，连齐国自己也归附了楚国。重耳等人本是希望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看看没了希望，重耳的随从就打算离开齐国，到别的国家去想办法。但这时重耳正跟齐姜如胶似膝，不愿离开。重耳的部下嫌重耳太没出息，商议着借打猎的机会把重耳骗出城去，强行挟走。这话被齐姜的丫环的听见了，报告了齐姜。齐姜却很关心重耳的事业，主动找到狐偃等商议，说把重耳灌醉后抬出城去挟走。等重耳在大醉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进中的车上，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听从部下的安排。就这样，重耳来到了曹国。
曹国国君只让他住了一夜，而且很不客气，还戏弄他们，要看重耳身上的“骈肋”（一种肋骨长在一起的生理畸形），唯有曹国大夫僖负羁见重耳手下人才众多，日后必成大事，就暗暗地施以饭食，赠以白璧。重耳一行又来到宋国，宋襄公虽刚打了败仗，但对重耳还是十分欢迎，就送他们每人一套车马，只是没有力量帮助重耳回国。
不久，他们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贵宾款待，重耳对楚成王也十分尊敬，两人成了好友。当时，楚国大臣子玉要杀掉重耳，以除后患，但被楚王阻止了。在一次宴会上，楚王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晋国，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玉石、绸缎、美女你们很多，名贵的象牙、珍奇的禽鸟就出产在您的国土上，流落到晋国去的不过是剩余物资，真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您。如果托您的福能回到晋国，万一有一天两国军队不幸相遇，我将后退三舍来报答您。如果那时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驱兵与您周旋了。”楚成王如此对待重耳，是因为他当时想往北方扩展，希望在这位落难公子身上种下交情，将来好捞得便宜。
不久，秦穆公派人去请重耳到秦国，说是要送他回国即位。原来，晋惠公对秦国多次忘恩负义，秦穆公当初打算立个坏国君自己可弄点好处，结果事与愿违。晋惠公即位不久即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兵强势大，打败了晋国，并俘虏了晋惠公，后来秦穆公还是将晋惠公放了回去，但让他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善待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后来秦灭梁国，梁是公子圉的外公家，他怕自己失去靠山无法即位，于是在父亲病重时偷偷跑回晋国当了国君，秦穆公十分生气，决定送重耳回国即位。
秦穆公非常重视重耳，要把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改嫁重耳。
当时，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时，公子圉已即位，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三月不归，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被杀害了。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臣，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已到，就决定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后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过黄河后他攻下几座城池，由于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重耳，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四十三岁逃往狄国，五十五岁到了齐国，六十一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六十二岁了。他在外流浪了十九年，虽说也有过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晋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加上重耳的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
重耳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人心，他虽下了一道布告，说是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清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此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行李逃跑的管家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管家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能蒙您原谅，那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晋文公归国图
重耳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季隗，从齐国接回齐姜，从秦国接回文赢，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介子推也不争辩，和老母一起到介山隐居去了。
重耳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安定周王室。原来，在文公上台的那年冬天，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因和周襄王的妻子隗后通奸被发觉而逃到狄国，勾结狄人把周襄王赶出洛邑，自己做了天王。重耳就率领晋军赶走了狄人，杀了王子带，迎回周襄王。因此，重耳立了大功，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且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便。
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制军的先例。然后选定策略，要与强大的楚国决一雌雄。晋文公先争取宋国加盟，然后再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争取齐国、卫国、鲁国，孤立楚国。在这次战略性的进攻中，晋文公对当年曾经施惠于他的人都慷慨报答，对曾经羞辱过他的人也毫不客气，这就是所谓的“救患报施”。
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十分恼火，楚、晋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当时，楚军在大将子玉的统率之下，气势很盛，晋军能否战胜，实在是未可预见的事情。
晋文公忧心忡忡，十分谨慎。他看到楚军来势汹汹，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每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楚军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晋军已有了秦、齐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可以说有备无患，又加之巧妙灵活的战术运用，先诱敌深入，分别击垮势力较弱的左右翼，迫使子玉的中军逃离战场，这样，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以晋胜楚败而告终。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阻碍我了！”从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确立。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重耳两次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正确选择。晋国长期的混乱，给晋文公的上台、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晋文公及其随从十九年的磨练，也为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各方面因素积累的结果。
再者，中国一向推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战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
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致胜之道。正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霸业已逝，雄才也早已作古，但其以退为进的策略却并未随之而去，在现实中还在被广泛地运用着。
6孟尝君的政治经营术
“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中国传统军事学上的术语，依靠这种方法，有时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只是这种自绝退路的战术只能在一定情况下使用，如果每战皆用，那就必然是自蹈死地而呜呼哀哉！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营术上，则绝对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死”，绝无生路。相反，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往往是未思成、先虑败，未见进攻、先看退路，真所谓瞻前而顾后，一步三回头。
何以会如此？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撮其要者，也无非是君主集权制的“家天下”造成的。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大臣、将军也无非是皇帝家的管家和护院的兵丁。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由头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道理却很简单，你有了这“三大忌”，皇帝总不会把他的家让给你，所以你就危险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管仲
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后路留得越好、越巧妙的政治家，往往官做得越大、越稳。这看似滑稽，其实大有深意。
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时济世之略的管仲，总算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得以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因此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恐怕很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