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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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她还提到正在拉姆加尔接受美国人训练的蒋纬国即将回到重 庆，“要讲许多不怀好意的话。但她将等着，要求说出根据。”（202页） 到了 10月17日，宋美龄两姐妹的努力开始产生积极的效果，蒋（史 迪威日记中常常将蒋称为“花生米”）没有坚持要将史迪威解职。这天晚 上，宋美龄打电话给他，宋蔼龄也在她那里，他说她们是一对战士，并平 静地告诉她们自己不想待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她们谈起职责、中国等 等，要他大度一些，再坚持一下，她们想代他去见蒋，要对蒋说史迪威只 有…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他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不是有 意。他犹豫了好大一会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他最终点了头。宋美龄说， 那我们马上就去做。蒋介石确实显出了和解的态度，立场有所转变。这是 宋美龄她们极力为他说话的结果。她们姐妹两个甚至一再表明，她们已经 把家族的珍宝寄托在他的身上，她们会继续支持他。
那天宋美龄还对史迪威说起自己的私事，她结婚后“人们都以为她会 在一年内和‘花生米’离异”。（207页）
11月5日，史迪威和她们姐妹开会。“梅现在称我为乔大叔。告诉了
她们我的打算，她们坚持要马上报告‘花生米’。她们将去做我建议的任 何事，并在‘花生米’面前支持我。”（209页）
11月6日，“梅生了病……” 11月13日，史迪威和宋美龄姐妹见面， 她们提醒他说、只要有耐心，她们保证将何应钦解职。而这在半年前只是 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12月13日，史迪威“给白雪公主打电话。” 12月15日，他和蒋介石 开会时，向蒋阐述了放弃进攻缅甸的可能结果。但蒋认为不能冒在缅甸失 败的危险，即使后勤供应被切断，他仍不想冒险。宋美龄的认识显然和蒋 不同，“梅尽了全力。她意识到了那层含义，这使她急得发疯。她想明天
史迪威日记中的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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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开个会，想出点什么办法。但我看得出她情绪低落，没有什么希望改 变那个小畜牲的想法。”（^0页）12月16日，“见梅和埃拉。她们已近乎精 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一切努
力，就差杀了他’。”（230…231页）
两天后奇迹竟然发生了，蒋介石授予了史迪威指挥使用中国驻印军部 。队的全权。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史迪威感慨无比地说：“记下1943年12月 18日这一天吧，因为有史以来头一次一个外国人被给予了指挥中国部队的 权力，他可以控制所有军官而又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你能相信吗？梅是 证人，我还拿到了一封要军、师指挥官们听从我命令的信，仿佛我就是‘花 生米’本人。经过了一场长期、艰难的战斗才争取到这点。”（2^页）这里 面确实包含了宋美龄的智慧和努力。没有她以特殊身分介入，也许就不会 有1944年缅甸战场h的胜利。史迪威说她“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 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此言不虚，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她对抗 战所作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宋美龄无疑会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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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对抗曰 战争进程的判断
“五四”的产儿傅斯年（1896 ？ 950）是一个历史 学家，不是政治人物，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 知识分子。从1929年起，他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迁到北平，他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两年 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 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 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 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 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 津》、r九一八” 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 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 ？ ！ ！》、《中华民族是整个 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 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 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 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 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他都提 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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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傅斯年在《日寇与热河平津》文中下了这样一个判断： 中日问题绝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 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他们的最小限度是：1、承认伪满独立，并 奉送热河、滦东的领土； 2、在华北弄出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政府来；3、全 国不能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排倭之举，并帮助推销日货？； 4、取消爱国主义 的教育。这样的“最小限度”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 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切无所顾忌，以人人 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中 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 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 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柢抗的。”他 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 他具体提出了8条应变举措：
〗、将铁路运输变作战争布置；
2、集中粮食，可供给市民；
3、大学生到后方做辅助工作；
4、严惩擅离职守的官吏，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内；
5、由政府协助迁移公物，限制私人搬家；
6、通盘筹划抵抗中的各步骤、各线路，
7、立即组织各种协助抗战的社会团体；
8、由负有社会信用的人办理各界捐款捐物。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 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 不犹豫地呑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 本必然毫无犹豫地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 曰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 “世界大势之演变，系干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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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 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 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决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 口号，主张决 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 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 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 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 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 个月后，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的走势作了准确的估计，认 定日本（他称之为“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 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 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 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 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 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 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绝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 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 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 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日本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 南”，然而日本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 入进退两难之境，却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向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 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它 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家，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分 上书蒋介石，提出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 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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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早在抗 战打到第18个月之后，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 《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 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 击，日本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 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 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R本措手不 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的抗战7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 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 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 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马上衰败的迹象。但 他判断这是日本的下策，是无目的战。“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 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 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 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 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 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 开的牌。”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大大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他写了一篇自 称“书生谈兵”的《第二战场的前瞻》，大战将终，他的心情也格外轻松。 此前4月2日，他就已料定离日本战败之期已近，他在《大公报》星期论 文中主张今后至少三十年的外交应该是小心翼翼的一一 “联美、善英、和 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而至少在15年内要把培植国力放在第一位。 当然，他没有预料到抗战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内战，他的一切美好的设想 都将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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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学校长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 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 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 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 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 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 竺可桢这样的大学校长分不开的。我之所以同时想起这 三位大学校长，首先是因为这三位深刻影响了中国螅取〗逃返娜宋锒汲錾谀芷皆堑募蚁缦嗳ゲ还》皆舶偈铩２淘嗍钦憬苄巳耍每设迨巧苄硕厝恕。ㄏ质羯嫌荩西胨涫悄ㄓ嘁θ耍部拷苄耍佟∈痹谏苄酥形餮们笱Я侥辍Ｋ嵌荚谡馄恋厣隙取」俗约旱耐旰颓嗌倌晔贝�20世纪前半叶，这片 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群星璀燦，留下了一个巨大的 惊叹号。
其次，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
有着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学校的监督， 还是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