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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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她那儿回到家的时候，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在吃晚饭了。“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妈妈都为你担心了。”我爸爸的口气听上去与其说是担忧，倒不如说是生气。
我说，我迷路了。我本打算从荣誉陵园散步到慕垦库尔，但走来走去，最终却走到了挪施涝赫，我身上没带钱，只好从挪施涝赫走回来。
“你可以搭车吗！”我妹妹偶尔搭车，但我父母不允许她这样做。
我哥哥对我的话嗤之以鼻：“慕垦库尔和挪施涝赫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方向。”
我姐姐也审视地看着我。
“我明天想去上学。”
“那么好好学学地理，分清东南西北，而且，太阳在…·”
我母亲打断了我哥哥的话：“医生说还要三周。”
“如果他能从荣誉陵园走到挪施涝赫，并从那儿又走回来，那他也能去上学。他缺的不是体力，而是聪明才智。”我和我哥哥小的时候就经常打架，后来大了就斗嘴。他比我大三岁，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停止了反击，让他的好斗行为找不到对手。从此，他也只能发发牢骚而已。
“你看呢？”我妈妈转向了我爸爸。他把刀叉放到了盘子上，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放在大腿上。他没有说话，看上去在沉思。就像妈妈每次问他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或家务事时一样，就像每次一样，我心里都在想，他是否真的在想妈妈的问题还是在思考他的工作。也许，他也想去思考妈妈的问题，可他一旦陷入沉思，那么他所思考的无非就是他的工作了。他是哲学教授，思考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思考、阅读、写作和教学。
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也就是他的家庭成员——对他来说就像家庭宠物一样，就像可以和人一道散步的狗、跟人玩耍的猫——蜷缩在人的怀里、一边发着呼噜声一边让人轻轻抚摸的猫。家庭宠物可能对人挺有好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需要它们，但是，买食料，打扫粪便，看兽医，这又未免太多了，因为，生活本身不在这儿。我非常希望，我们——也就是他的家庭，应当是他的生命。有时，我也真希望我那爱抱怨的哥哥和调皮的妹妹不是这样子。但是，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他们都非常可爱。我妹妹：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大概最小的也不太好当，她不调皮捣蛋就不行。我哥哥：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他一定比我觉得更不方便。此外，自从我生病后，他必须把房间彻底让给我，而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他怎能不抱怨呢？我父亲：为什么我们这些孩子该成为他的生活呢？我们很快就会长大成人，离开这个家。
我感觉，这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围坐在上面吊着麦芯产的五蕊灯的圆桌旁，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用带有绿边的老盘子吃饭，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互信任地交谈。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告别。我人虽在，但心已飞了。我一方面渴望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也渴望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爸爸看着我说：“‘我明天要上学。’你是这样说的，对吗？”
“是的。”他注意到，我问的是他，而不是妈妈，而且这之前也没有提到过。我在想，我明天是否该上学。
他点头说：“我们让你去上学，如果你觉得受不了的话，那就再呆在家里。”
我很高兴，同时也感到，现在和他们告别过了。
8
在随后的几天里，那个女人上早班，十二点钟回家。我一天接一天地逃掉最后一节课，为的是坐在她房门前的楼梯台阶上等她。我们淋浴，我们做爱，快到一点半的时候，我匆匆地穿上衣服，快速离开。我们家一点半吃午饭。周日十二点就吃午饭，而她的早班上得晚，结束得也晚。
我宁愿放弃淋浴，可她干净得过分，早晨起来就淋浴。我喜欢闻她身上的香水味、新鲜的汗味，还有她从工作中带回来的有轨电车味。我也喜欢她湿淋淋的、打了香皂的身子，也乐意让她给我身上打香皂，也乐意给她打香皂。她教我不要难为情，而要理所当然地、彻底地去占有她。当我们做爱时，她也理所当然地采取占有我的做法，因为她在和我做爱，在从我身上获得情欲的满足。我不是说她不温柔，也不是说我没有得到乐趣。但在我学会去占有她之前，她只是顾及她的感受和乐趣。
学会占有她，那是以后的事——但我从未做到完全学会，因为我很久都觉得没有这种必要。我年轻，很快就能达到高潮。当我的体力慢慢恢复后，我又接着和她做爱。她把两手支撑在我的胸上，在最后一刻使劲抓我，抬起头猛地发出一种轻轻的抽咽般的喊叫声。第一次，我被她的这种叫声吓坏了，后来我开始渴望地期盼听到她的这种声音。
之后，我们都精疲力尽了。她经常躺在我怀里就睡着了，我听着院子里的锯木声和淹没在锯木声中的工人们的大喊大叫声。当听不到锯木声的时候，火车站街上微弱的交通嘈杂声就传入了厨房。当我听见孩子们的喊叫声、玩耍声时，我就知道学校已放学，已过一点钟了。中午回家的邻居在阳台上给鸟儿撒上鸟食，鸽子飞来，咕咕地叫着。
“你叫什么名字？”在第六天或第七天的时候，我问她。她在我怀里刚刚睡醒。这之前我一直避免用“你”和“您”来称呼她。
她一下子跳起来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想知道？”她满脸不信任地看着我说。
“你和我……我知道你姓什么，但不知道你叫什么。我想知道你的名字，这有什么……”
她笑了：“没什么，小家伙，这没什么不对的。我叫汉娜。”她接着笑，止不住地笑，把我都感染了。
“你刚才看我时的表情很奇怪。”
“我还没睡醒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以为她知道我的名字。当时时兴的是把上学用的东西不放在书包里，而是夹在腋下。当我把它们放在厨房桌子上时，我的名字都是朝上的，在作业本上和用很结实的纸包的书皮的课本上都贴上了小标签，上面写着课本的名称和我的名字，但是，她却从未注意这些。
“我叫米夏尔·白格。”
“米夏尔，米夏尔，米夏尔。”她试着叫着这个名字。
“我的小家伙叫米夏尔，是个大学生……”
“中学生。”
“……是个中学生，有……多大，十七岁？”
我点点头，她把我说大两岁，我感到很自豪。
“……十七岁了，当他长大的时候，想当一个著名的……”她犹豫着。
“我不知道我要当什么。”
“但你学习很用功。”
“就那么回事吧。”我对她说，她对我来说比学习和上学还重要，我更愿意经常地到她那儿去。“反正我得留级。”
“你在哪儿留级？”她坐了起来，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地交谈。
“高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生病我落下的课程太多了。如果我要跟班上的话，就必须用功学。这真无聊。就是现在也应该呆在学校里。”我告诉了她我逃学的事儿。
“滚！”她掀开鸭绒被子，“从我的床上滚出去2如果你的功课做不好的话，就再也别来了。学习无聊？无聊？你以为卖票、验票是什么有趣的事吗？”她站起来，一丝不挂地在厨房里表演起售票员来。她用左手把装票本的小夹子打开，用戴着胶皮套的大拇指撕下两张票，右手一摇就把挂在右手腕上来回摇摆着的剪票钳子抓在了手里，喀喀两下说：“两张若坝河。”她放下剪票钳子，伸出手来，拿了一张纸票，打开放在肚子前的钱夹把钱放了进去，再关上钱夹，从钱夹外层放硬币的地方挤出了零钱。“谁还没有票？”她看着我说：“无聊，你知道什么是无聊。”
我坐在床沿上，呆若水鸡。“很抱歉，我会跟班上课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上，还有六周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我要试试。可是，如果你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的话，我就做不到。我……”起初我想说“我爱你”，但是又不想说了。也许她说的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去做更多的功课，也没有权利把我做功课的情况作为我们能否相见的条件。“我不能不见你。”
过廊里的挂钟敲响了一点半的钟声。“你必须走了，”她犹豫着，“从明天起我上白班，五点钟就上班，下了班我就回家，你也可以来，如果在这之前你把功课做好的话。”
我们一丝不挂地、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她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她穿着工作制服，其不可抗拒性也不过如此。我弄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这到底是关系到我，还是关系到她？如果说我的功课无聊话，那么她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无聊，这样说是对她的一种伤害吗？不过，我并没说谁做的事情无聊。或许她不想让一个功课不好的人做她的情人？可是我是她的情人吗？我对她来说算什么呢？我磨磨蹭蹭地在穿衣服，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我穿好了衣服，她仍就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我和她拥抱告别时，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9
为什么一想起过去我就很伤心？这是一种对过去幸福时光的怀念吗？——在随后的几周里，我的确很幸福愉快，我拼命地用功学习而没有留级；我们相亲相爱，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俩。还是由于我后来知道了事实真相？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那么美好的东西竟在回忆中被那些隐藏的丑恶变得支离破碎？为什么对一段幸福婚姻的回忆在发现另一方多年来竟还有一个情人之后会变得痛苦不堪？是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无幸福可言吗？但是他们曾经是幸福的！有时候人们对幸福的回忆大打折扣，如果结局令人痛苦。是因为只有持久的幸福才称得上幸福吗？是因为不自觉的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一定要痛苦地了结吗？可什么又是不自觉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呢？
我回想着过去，眼前出现了当时的我自己。我穿着一套讲究的西服，那是我一位富有的叔叔的遗物，它和几双有两种颜色的皮鞋——黑色和棕色、黑色和白色、生皮和软皮，一起传到了我手里。我的胳膊和腿都很长，穿妈妈为我放大的任何制服都不合身。我胳膊腿不是为穿衣长的，而是为动作协调长的。我的眼镜的式样是疾病保险公司所支付的那种，价钱最便宜。我的头发是那种蓬松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梳理它。在学校里，我的功课不好不坏。我相信，许多老师没有把我当回事，班里的好学生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喜欢我的长相，不喜欢我的穿戴举止，不满我的现状，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不屑一顾。希望有朝一日变得英俊聪明，超过其他人，让他们羡慕我。不过，我有多少精力，多少信心？我还能期待遇到什么新人和新情况呢！
是这些令我伤感吗？还是我当时的勤奋努力和内心所充满的信念令我伤感？我的信念是对生活的一种承诺，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有时候，我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脸上能看到这种勤奋和信念。我看到它们时，我感到伤感，一种令我想起自己的过去的伤感。这是一种绝对的伤感吗？当一段美好的回忆变得支离破碎时，我们就一定伤感吗？因为被追忆的幸福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当时没有履行的诺言中？
她——从现在起我应叫她汉娜，就像我当时开始叫她汉娜一样，她当然不是生活在承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仅仅生活在现实中。
我问过她的过去，她的回答仿佛像从布满灰尘的老箱子里折腾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新意。她在七座堡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岁时去当了兵。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可能的工作她都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干了几年了，她喜欢那套制服和这种往返运动，喜欢变换的风景还有脚下车轮的转动。除此之外，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三十六岁了，仍没有成家。她讲述这些的时候，仿佛讲的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是另外一个她不熟悉、与她无关的人的生活。我想详细知道的事情，她往往都不记得了。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她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在柏林是怎样生活的？她当兵时都做了什么？“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呀！小家伙。”
她对未来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我没有想结婚组建家庭的计划。但是，相对而言，我对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