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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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这种解脱不久便降临了。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外面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女仆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睡了，马特廖恩卡穿着一件内衫，赤着双脚，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风雪抽打着她的面孔，严寒浸透了她的肌肤。她凝然不动地坐着，毫无恐惧地、眼睁睁地注视着她自己想到的解脱。她慢慢地死去，在死亡的过程中她并不感到痛苦。勿宁说这是一个睡梦，象哄孩子睡觉似的哄着女罪人，直到她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
早上，人们在台阶上发现了马特廖恩卡冻僵了的尸体。
人们没有请警察局派人验尸，却报了个普通死亡，便按基督教的仪式把女罪人送到乡村墓地去埋了。叶戈路什柯的使命完成了，当天就被遣国乌克兰的农村。
母亲回家的时候，一切已经结束。
23 飘忽无定的萨季尔
“萨季尔回来了。”
一天，费陀特村长用这个消息结束了他向母亲作的晚间报告。
“胡说！”
“他在门厅里等着呢。”
“把他叫来。”
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走进女仆室，他三十来岁，脸色那么苍白，好象人家每天给他放血，一连放了整整一个月似的。他穿着过膝的黑线呢大褂，样式很象神甫穿的长内衣；赤着脚穿双便鞋。
“你这一口跑了哪些地方？”母亲问他。
“我自己也不知道。夜里呆在哪儿，白天到过哪儿，我全没问过。”
“你这个流浪汉，假装正经。买钟的钱募到没有？”
“募回来了，太太。三张白票子和十块零钱。”
萨季尔从怀里掏出钱包，把钱倒在桌子上。
“这么点儿。还没有以前募得多。”
“眼下查得紧，太太。募化得先办理批准手续，可是我没有护照，要是去申请，批不准不说，恐怕还得坐班房。还有，说实话，在路上给人偷了。大约丢了一百多卢布。”
“那你就吃亏大啦！”
“要是下一回……”萨季尔正要往下讲，母亲立刻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头。
“刚回来，又想溜吗？休想！我拿绳子捆住你……不准走！”
“放心吧，太太。我这是随便说说。如今我自己也不想出门了……我得想想，怎样好好安顿一下自己……”
“好，你想想吧，可是我替你想……你想得出什么名堂……哼，‘我得想想’：你应该先打听打听，主人对你的事是怎样想的，然后才是你自己去想。上老爷那里去，把钱拿去。让他交给教堂主持。”
萨季尔已经出过三次门。每次出去两、三年，为教堂募化修建经费，然后回到红果庄。他给自己缝了一件适合募化人身份的大褂，订了一本化缘的功德簿，功德簿的包布还是“好姑姑好姐姐”替他做的。因为我们教堂的钟又小又破，所以他募化来的钱便加在购置新钟的捐款中去。
萨季尔从年轻时候起便与众家奴大不相同。他小时偷闲学会了阅读教会读物，非常喜欢看圣书。此外，他觉得他干什么事都不适合。十岁光景，人们把他送到莫斯科，叫他学装订书籍的手艺。装订所的老板跟他打了六年的交道，一无结果，待会同期满时，老板简直高兴得要死：总算脱手了。他不愿坐在装订台前，老是跑教堂。他早上出去，夜里才回来。他断然拒绝出去挣钱来缴代役租，当他回到红果庄时，便成了庄园里的多余人物。看来，他无所不想，就是不把交给他的活儿放在心上。深深的沉思浸透了他整个的身心，心儿渴望着、忧虑着，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渴望和忧虑的究竟是些什么。此外，他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隐疾，因此他有时会忽然倒在地上。无论母亲怎样严厉，但是当她看见萨季尔拾掇房间时，忽然扔下地板刷子，做起祷告来，她意识到这个人永远成不了称职的仆人。主人就这样抛弃了他，既不说不要他干活，也不强迫他做事。
他的生活方式也和伙伴们不大相同。他不吃肉食，甚至不吃新鲜蔬菜，因为男仆食堂只有腌菜和酸菜吃。他要一小壶去脂的发青的淡牛奶，一块面包，就够塞饱肚子了；如果不给牛奶，他就喝点面包渣泡的水。他衣衫整洁；步展缓慢，几乎听不见便鞋着地的声音；说话时尖细的男高音嗓子轻言细语，从来不说大话。他笃信上帝，每逢家里举行晚祷，他总是容光焕发，喜形于色。他两眼盯着圣像，出着长气，脸上流露出极为谦恭虔诚的神态，这在他的侪辈中是十分罕见的。
人们认为他是家奴中古里古怪的人。父亲和“好姑姑好姐姐”对他几乎也抱着同样的看法。母亲对他光知道叩头这一点，心里虽然非常恼火，却还是忍耐着。
“你究竟要叫我为你受多久的活罪？成天不干活，荡来荡去！”她常常说他。
“我想侍奉上帝。”
“你应当好好侍奉主人，这就等于侍奉上帝。如果你不关心主人，你以为上帝肯接受你的侍奉吗？”
当时正流传着有关“逃亡教派”①的种种传说。这个教派的教徒从一个村镇流徙到另一个村镇，寻找着世外桃源，藏在农民的烘谷房和地窖里，躲避政府当局的迫害。地主们管这个教派叫“捣乱派”，因为这个教派有一条不承认主人权力的教义。大家怀疑萨季尔和“逃亡派”教徒有往来，母亲甚至一口咬定他就是个“捣乱派”。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非但不躲躲藏藏，反而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手持功德簿，为教堂劝募经费。有时，他被抓进班房，但地方当局没收了他募来的钱，把他放掉，事情也就此了结。
①“逃亡教派”产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其奠基人是一个叫叶符菲米的逃兵。参加这个教派的大多是逃亡农民、士兵和无家可归的乞丐。这个运动表面上是一种宗教活动。实质上是对地主权力和沙皇政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抗议。
他从二十岁起开始逃亡。第一次逃亡引起了大家的惊诧。谁也没有打扰他，他爱怎样就怎样过日子，还要怎样呢！然而你瞧，他还是不知足，居然逃得无影无踪。后来他自己揭开了谜底：他在路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这次出走是想为红果庄的救主堂尽一点力。
“走了更好！”母亲说，“眼不见心不烦，也省得糟蹋主人的粮食！”
“也许他能为我们的教堂弄些钱回来呢，”父亲回答。
“你等着吧！”
他一去三年，古无音讯，后来忽然回来了。果然不出父亲所料，逃亡者为教堂带回了将近三百卢布的募款。这使大家非常高兴，母亲甚至因此跟他和解了。新钟反正是非买不可了，如果教会的经费不够，还得自己掏腰包贴补，现在有了萨季尔募来的款子，正是求之不得……
“你最好是带着护照出去，这样在路上就方便了！”太太企图说服他。
“我不想带护照，太太。要是我手里拿着护照，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了！”萨季尔固执己见说。
这年他在红果庄住了整整一个冬天。谁也不打扰他，甚至在主人宅子的楼下拨了一个小小的房间给他，他便象一个蹲单人牢房的囚犯一样蹲在那里。白天，他抄写《劝善文集》，显然是打算出售这种手抄本，将其所得奉献给教堂；晚上，他不点灯，坐在黑暗中唱圣歌，那尾音常常飞进主人的房里。父亲颇为满意地倾听这些圣歌，母亲一听见他的歌声便烦躁地嚷道：“唔，又在哭丧……卖唱的！”复活节前夕，他向“好姑姑”要几个彩蛋，用小刀在蛋壳上刻下“基督复活了”几个字，然后把彩蛋分送给家奴们。
春到人间，他又不辞而别。这一次虽然没有引起惊异，却也并非没有一点不安。担心的是他没有护照会被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果真这样，主人也许便完全失掉了他。
“这对你有什么不好！反正他留在这儿也没用处！”父亲开导母亲说。
“不管有没有用，究竟……”母亲坚持自己的看法，却没把她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
萨季尔第二次逃亡归来，又给教堂募了一大笔款子，但是他这一次在家里呆的时间比上一次还短，不久他又不见了。他走后，主人向地方法院备过案，便不再想他了。
现在，他在第三次逃亡后又回来了。母亲和他谈完话后，过了一小时，她问仆人，萨季尔上哪儿去了，仆人口禀，他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真新鲜，简直是一步登天，成了圣人！哼，他‘自己的房间’！好象主人宅子里早给他准备了一套房间似的！别给他木柴，让他蹲冷房间！”
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九月已尽，寒气袭人。好心肠的家奴们瞒着太太，给萨季尔送去一些碎木片生火炉。
“萨季尔，来年春天，你还要走吧？”家奴们好奇地问他。
“不，够啦。得好好安顿一下自己的事了，”他把刚才对太太的神秘的答复重说了一遍。
这个答复促使母亲把事情考虑考虑。这流浪汉还打算怎样安顿他自己呢？也许是想干点什么正经事吧……真是这样，那倒不错！……哪里会啊！休想！一个人游手好闲惯了，哪怕你宰了他，也改不了，一辈子啥事也不干！不，他心里准是起了别的什么……可怕的念头！听说，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忽发奇想：如果奴隶杀死了自己的主人，那么他的一切罪过便一笔勾销了……于是他杀死他的主人！知人知而不知心，说不定萨季尔也……真拿这些朝圣客没办法！他们浪迹天下，听够了各式各样的妖言。你瞧瞧他吧，已经变成了恶棍！他会把自己“好好安顿”到苦役所去的，而且还要连里主人……
母亲心烦意乱，萨季尔却太平无事地呆在小房里，干着他平常干的那件活儿。为了让他留在红果庄不至于对家里毫无好处，母亲叫人给他送去一张纸，吩咐他为孩子们订几个小本本，并且画上格子。可是这件活儿做得太不象样，不仅没有满足太太的要求，反而更加激怒了她。
“你百事不干，将来不变成傻瓜蛋才怪！”她不时将他叫到自己房里来，这样训斥他。
“我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他每次都用这个理由回答。
“你就不能在上房里伺候伺候主人，帮帮柯隆的忙吗：我想，这总不是重活吧！”
“我哪里干得了呀，太太；在主人的大官殿里我连迈步都不会迈。还是让我侍奉上帝吧！”
这种没有结果的谈判持续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萨季尔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人们算了算教堂的经费；原来，买钟的钱已经募集了一千多卢布，其中三分之二是萨季尔努力的结果。再凑两百卢布光景，就能买一口为红果庄增光的三十普特重的新钟。母亲计上心来，决定迅速了结这事。为此，她给莫斯科的斯特列科夫写信，要他立刻购买一口新钟，如果钱不够，就商请厂主延期付清。然后，她召见萨季尔，对他说：
“你讲过大话，说是你要侍奉上帝，现在我给你找到了一件侍奉上帝的差事……到莫斯科去一趟。我已经写信给席南吉（斯特列科夫），叫他买口新钟。等雪地上压出车道的时候，我就派大车去拉。算了算，我们还差两百卢布左右，因此想让你上莫斯科去募化。找找我们在那边的农民；席南吉会告诉你，哪些是我们认识的关心教会事业的商人。你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凑足这笔钱。”
一切如愿以偿。冬尼古拉节①前两三天，人们从莫斯科运回一口新钟，萨季尔也一道儿回来了。他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太太的嘱托，而且在付清钟款后，他手里还有余钱。
①十二月九日。
但是他到家时已经病得很重，他勉强支撑着，出席了安装新钟的盛典。他本来有病，加以路上穿得单薄，一着凉，更是病上添病。当盛典结束，钟声大作时，他回到小房里，从此卧床不起。
白天黑夜，我们的圣像室（恰好在萨季尔的小房的楼上）里回响着病人暗哑的咳嗽声，它是那样的沉浊，仿佛他拼命要把五脏六腑统统呕吐出来似的。谁也不管他。病魔缠身，他辗转床褥，痛苦难当，孤孤单单地解决着“怎样好好安顿一下自己的事”的课题。父亲几乎不知道他病了，母亲知道，却说：“不要紧：躺到春天就好了：这种人阳寿可长着呢！”因此，家奴们虽然怜悯他，可是看到主人对他态度冷淡，他们也不敢积极表示同情。偶尔有人跑到他房里，往火炉里添点碎木片，送点食物，立刻又溜走了。
只有“好姑姑好姐姐”还记得萨季尔，不时派安努什卡给他送去一小袋干的马林果、一捧菩提花或者一小盅蜂蜜。安努什卡好容易弄到点热水给病人喝。
“你觉得怎样了，萨季尔？”她问。
“咳得难受死了。心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