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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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众家奴中，男仆的日子又毕竟好过一点。他们人数较少，而且也不是群集在下房里。此外，他们不必经常在主人的眼皮子下跑来跑去，因为并不那么常常需要他们服侍，而他们干的活儿又多半不在主人直接监视下（木匠、织布工，等等）。加之，在他们当中不乏有自卫能力的人。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考虑。你总不能把他们全送去当兵呀——有些人是有用的，家里少不了他们。“说话没轻没重的”正是他们这些人。母亲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信服了这个道理，她虽然得拿出很大的力气来按捺自己的性子，但毕竟还是克制住了。在任何情况下，她总是守住一条：谁也不许违反既定的生活秩序，同时尽量避免和“说话没轻没重的”男奴打交道。这是他们享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待，这种优待决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和母亲接触，特别是从道义上来说，连最冷静的家奴也会弄得大动肝火。
但是，所谓女仆室却完全可以叫做苦难窝。从那里传出了响彻着整个宅子的呵斥声和叫嚷声，还有勃然大怒的主人所造成的呼喊声。“姑娘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主人的眼皮底下，无时无刻不是在主人的身边，她们是非常驯服的。因此，主人对她们毫不客气。太太压迫她们，太大手下的心腹也压迫她们。从早到晚，她们不是一动也不动地俯身在绣架前刺绣，便是跑来跑去，服侍主人，忙得晕头转向。她们连节日也没有，因为在节日里，她们仍然要侍候主人。她们受尽了苦，却落了个“吃闲饭的婆娘”的恶名，她们是唯一不为任何人同情的生物，即便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我家里养了一屋子吃闲饭的婆娘，”母亲常常这样说，“要她们有什么用，净糟蹋粮食！”
作过这个严酷的判决之后，她就完全相信，她的话就是真理。
家奴们吃的往往是无法下咽的食物，而且少得可怜。中饭或晚饭端进女仆室的时候，不但在女仆室里，而且在整个走廊中都能嗅到一股刺鼻的怪味；连素来不讲究口味的母亲也要吩咐使女打开屋门，让屋里换点新鲜空气。清水汤、面包渣泡克瓦斯加麻籽油、燕麦粥——这就是她们的早饭和中饭的通常的menu①。节日里，给她们吃的是：加了点鹅油的稀粥、黑麦馅饼（和普通黑面包唯一不同之处，是它有个薄薄的米饭馅儿）、脱脂淡牛奶。发粮食要过秤，一两一钱也不含糊。总之，连那些驯顺的丫环也往往饿得忍不住满腹牢骚。
①法语：菜单。
她们当中有一个比较胆大的姑娘，端着一小木碗浑浊而恶臭的稀糊糊，跑进母亲卧室，对她说：“太太，请您尝尝！”
母亲自出一小勺，尝了尝，连忙吐掉。从这以后，有几天的饭食还将就得过去，但没多久又恢复了老样子。饥饿政策胜利了。
除了饥饿，女仆们还要承受一种比男仆们深重得多的灾难。我指的是丫环们挤在一起过夜的地方，又问又臭。女仆室也罢，毗邻女仆室的阴暗的小房间也罢，到了夜里简直无异于肮脏的下水道。木柜子①不够，大多数女奴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要想穿过房间，非踩着人不可。宅子本来很宽敞，足以容纳所有的人，但是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安排得非常不近人情，处处都说明这里存在一种蓄意折磨人的制度。
①这种存放东西的长方形大木板，可以在上面睡觉。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读者如有兴趣，请参看本书开头部分，在那里我讲过丫头们遭受的别的种种痛苦，——比粗劣的饮食和拥挤的住处更加令人发指的种种痛苦。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母亲的命令——其一是控制家奴的婚姻，其二是取消月粮——往往给所有的女仆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头一种命令把家奴降低到永远只图发泄情欲的禽兽的地位；第二种命令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栖身之所，以及他们在旧秩序下尚能享有的一点有限的属于自己的家业。
18 安努什卡
其实，安努什卡并不是我们的家奴，她是两位“好姑姑好姐姐”之一的女仆。但是，因为她们二位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时间住在红果庄，而她又一向伴随着她们，所以我们家里把她当做“自己的”女仆。
她是个心地最单纯的本份人，表面上有几分执拗，内心里却充满善良和同情心。这是她身上最主要的品质，在我度过整个童年时代的环境里，没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留下象她那样丰满而生动的印象。她矮小、墩实，鹅蛋形的脸儿象烧过了火候的砖瓦一样紫红，布满了大粒的疣子，但是，由于她整个身心焕发着信仰的神采，她显得并不难看。她两眼含着老年人常有的泪水，从厚得象发肿的眼皮下勉强露出来（一只眼睛几乎完全被眼皮遮住，因此在那长眼睛的地方只看得见眨动的眼皮）；大鼻子屹立在肉嘟嘟的、还没一丝皱纹的双颊之上，象一座城堡；下巴底下长着一个相当得体的气瘰脖。她的步履凝重而徐缓，说话的声音重浊而粗糙。谁也不想打听她有多大年纪，因为她大概从年青的时候起就象个老太婆；但是大家都知道，她和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同年，而且同她一起在红果庄长大。我家大厅的墙壁上长期挂着历代老奶奶的旧画像（后来根据母亲的命令把它们搬到阁楼上去了），安努什卡的外貌跟画像上的老奶奶相去无几。
象父亲一样，“好姑姑好姐姐”对自己的农奴的劳动和脾气并不过于苛求，虽然后者由于她们的刁钻古怪和乖戾任性仍然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在拐角村（好姑姑的领地）所有的农民身上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烙印，那就是：他们虽然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奴隶制的重轭，却毫无怨言地担负着它，并且可说是出于信仰而甘当奴隶。安努什卡便是这一类有信仰的奴隶；她甚至有一套自己的奴隶法典，从来不隐讳它。这法典说来也很简单，它的基础建立在一句箴言上：奴隶生活乃是对那些将来能享受永恒幸福的幸运儿的暂时考验。
“基督是为穷人下凡来的，”安努什卡说，“是来搭救百姓的，所以，他赐给百姓当奴隶。他说，奴隶们，服从主人吧，这样你们才配得到天国的花冠。”
至于主人来生配得什么花冠，她当然不说了。
这种理论当时在农奴大众中流传甚广，显而易见，它甚至确认农奴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地主们却凭着敏感看出其中包藏着某种祸心（在主张清心寡欲的农奴主们的心目中，这种劝人唯命是从的“议论”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即使不直接迫害这种理论的信奉者，也会百般挑剔他们。
这也难怪，比如说，弗洛尔·杰连吉伊奇·巴拉波金听人家说他这位“世袭贵族”注定要下地狱，舔热锅，永远不得超生，而邋遢鬼米什卡或者下贱胚万卡却能进天国，在乐园里散步，摘金苹果吃，跟天使们一块儿唱赞美诗，他又怎能不抱屈呢？！
“假如他们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天国倒也罢了！”弗洛尔·杰连吉伊奇的姐姐涅尼拉·杰连吉耶夫娜愤愤地说，“可是他们不懂！他们光晓得穷吃，抄着手啥事不干，扯开嗓子胡叫乱唱！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国！”
这解释引起了大家的讪笑，但他们心里却在嘀咕：即使是如此野蛮的天国，也总比下地狱、舔热锅强。
“这些流氓装得多好呀！”巴拉波金先生越说肝火越旺，“开口闭口‘好老爷’，‘活命恩人’，‘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说得倒好听！我真恨不得把你们这些混帐东西拖到马房去，摸得你们两眼发黑！对了，还有一件事！头些日子，我从仆役室走过，听见帕拉德金在里头讲话，我停下来听了听。您猜他在传播什么？‘基督是怎样说的呢？’他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我忍不住走进去，大声喝道：‘混蛋，我要一下子打肿你的两边脸颊，省得你再把右边脸伸过来！’……可是那个死不悔改的家伙仍然没有清醒过来。‘您打吧，老爷！我们决不违背您的意志。’”
这就是安努什卡主义的并不复杂的理论实质。但是生活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行进，它不允许仅仅停留在理论见解的高度上，也要求人适应严峻的现实。这就出现了一系列被地主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叛乱行为的实际限度。尽管应当无条件地承受任何主人所赐予的一切，但是在大家关于绝对服从的论调中却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主人对奴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能履行这种责任的主人来生有好日子过。不用说，类似这种具有批判性质的态度是表露得非常畏怯的，但也足以提醒主人，这些下贱汉的头脑到底没有完全禁锢住，他们的脑子还在思索。而思索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会使主人在摆布奴隶时不能不有一个限度，特别是在拳打脚踢时不得不有所克制。
“家奴们有这种想法，不是一件好事，”母亲说，“这帮不声不响的东西，踮着脚尖儿走路，活象圣人！你可不要说他一句，不要动他一下！开口闭口：‘是是，随您的便，’……脸上没有冷笑，也没有提高嗓门……一点毛病也挑不出。可是你仔细看看他吧，他的每一条筋都在说：‘你干吗不打呀？打吧！打了，来生一报还一报！’唔，再瞧瞧，你准会看出事情不妙，不由你不放小心点：因为你要是惩罚他，他就把惩罚当做奖赏，自尊自重起来！”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这帮不声不响的东西，”父亲对母亲这些怨言总是这样回答，“不声不响地、不声不响地，究竟安的什么心眼儿——猜不透。应当狠狠地治他们的罪！”
“他们规规矩矩，一点毛病也找不到，你怎么治罪！”
“嗳，你找个由头嘛。谁有脊背，谁就有罪！这还用我教！”
安努什卡的心灵浸透了她自己制定的法典的各种信条，她不仅在她两位“小姐”面前，甚至在我母亲面前也不掩盖这个。
她生于红果庄，她不仅热爱她的故乡，还热爱与故乡有关的一切，包括她的主人们。她待父亲犹如家长，她对两位“小姐”无限忠诚。整个冬天，她注定了同她们一起关在楼上耳房里，足不出户，象她们一样，只是在吃饭和节日里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才下楼来。不过，她对我母亲似乎没有什么好感。尽管如此，我相信，她是尽力在抑制她对我母亲的恶感。
父亲和两位好姑姑也很看重安努什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时而管她叫做阿密特卡，时而管她叫做弯腿笨婆娘安卡。父亲喝完早茶后，常常到他的好姐姐房里，坐在一口大箱子上，闲话家常，回忆往事。安努什卡总是“象个地位平等的人一样”，参加这种亲密无间的谈话，虽然作为奴隶，她不得不侍立在他们身旁。主仆四人的眼前浮现出昔日宁静的红果庄，那时，大家过得称心如意，丰衣足食，和睦友爱的共同愿望把大家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追忆故去的祖父波尔菲利·瓦西里依奇、过世的祖母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他们的教诲、口头禅、习惯，以至他们爱吃的食物。他们也没有忘记那些勤恳、忠实、可靠的老仆人和办事能干的人。举凡物品收支、膳事准备，样样事他们都办得再好没有了。他们不是因为鞭子的驱迫才去干活，而是因为爱。……那时，日子过得多快乐、多舒畅、多自由啊！村邻们常常约好了，不拘礼节地来到红果应。壮年男子带着猎犬出去打猎，老太太们把丫环们叫到一起，听她们唱歌；年轻人跳舞作乐，弄得尘土飞扬。
“那是什么样的甜酒啊！伏特加！克瓦斯！”好姑姑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不胜感慨地说；她是个老姑娘，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管理着家政。
“是呀，从前我喝克瓦斯，如今我不喝了，”父亲答道。
“如今是什么克瓦斯！还有那腌菜、果酱——如今秘方全失传了。”
“如今连那样的蔬菜也没有了。弟弟，您还记得从前的苹果是什么样子吧！”
“当然记得，有一回，我们死去的爸爸给我从园子里带来一只苹果——喝，这么大！”
父亲把两只拳头抱在一起，表示那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