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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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遗风》也受到了反动评论界的攻击。但这是徒劳的。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费多谢也夫在他的一部农奴制经济史的手稿里，大量引用了《遗风》中地主剥削农奴的材料（列宁于一八九三年读到费多谢也夫的这部手稿时，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费多谢也夫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农民吸引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来；我们要向农民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在，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我们要向农民介绍他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历史。……我们自己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田波夫和谢德林这些作家的作品学习，我们还把它们介绍给请我们推荐书目的所有的人们去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界也充分地肯定《遗风》的价值。研究谢德林的学者、老布尔什维克奥尔明斯基说：“……假如你们想要知道那个时代①的真实生活，那么，在读各种历史著作之前，先看看《波谢洪尼耶遗风》吧。”又说：“每一个想知道自己阶级的历史生活的工人，都应当特别着重读读《波谢洪尼耶遗风》中描写未来的无产者——家奴们的那些章节……”这些事实不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遗风》的真实性和巨大认识意义的肯定，驳倒了反动派的谰言，而且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把谢德林的作品（包括《遗风》在内）当作对革命人民进行教育的有力武器，从而加以充分利用。
①指专制农奴制时代。
作为讽刺作家，谢德林是果戈理的直接继承者。果戈理刻划地主官僚，充满嘲弄、鄙夷、愤怒和“含泪的笑”。这种笑辛酸而发人深省。谢德林刻划地主官僚，充满憎恶、蔑视、愤慨和“仇恨的笑”。这种笑深沉而撼人心弦。屠格涅夫说得好：“我看到有人朗诵萨尔蒂科夫的某些特写的时候，听众怎样发笑以至痉挛。这笑声里有一种近乎可怕的东西，因为听众在发笑的同时，还感到有一根鞭子在抽打自己”。这正是谢德林的讽刺力量所在。
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带有极度夸张和幻想的成份。为了绕过沙皇检查机关的暗礁，他还不得不运用大量的隐喻、暗示、类比乃至显得怪诞的手法。尽管如此，这种貌似荒诞不经的描写，仍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决非向壁虚构。这类作品，因为过于具体地配合当时的形势和事件，加上表达的方式又很迂回奇特，对于后世的读者尤其是外国的读者来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注释才能理解它的深义所在。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虽然也采用某些夸张的手法（往往用在人物的心理表述方面），但幻想和隐喻的成份少得多，对生活的描写直接得多，因而也更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在已有的谢德林作品的中译本中，《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寓言集》属于前一类型，《戈罗夫略夫一家》和《波谢洪尼耶遗风》则属于后一类型。
一九七九年六月于北京
波谢洪尼耶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
①“波谢洪尼耶”本是俄罗斯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但谢德林使用这个名称时，并非纯粹取其地理上的意义；它含有闭塞、落后、愚昧、野蛮、残忍等意思，是影射整个农奴制统治下的俄国的。
②请读者不要按字面来理解“波谢洪尼耶”这个词儿。我用这个名称，指的是一个地方，那里的土著居民，用俄罗斯内地人的俗话说，蠢得在三棵松树之间都会迷路。也请不要把我个人和这篇故事的讲述者札特拉别兹雷混为一谈。在我这部作品里，自传成份是很少的；这部作品不过是集生活观察之大成罢了，在这里，别人的事和我自己的事交织在一起，同时也给虚构以用武之地。——作者
我，尼卡诺尔·札特拉别兹雷，出身在波谢洪尼耶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但是我的祖祖辈辈全是温驯而随和的人。他们没有流成过边疆，也没有蹲过城堡；没有获得过胜利，也没有建树过军功；他们受命向上司宣誓时，真心诚意地亲吻十字架，以示绝对忠诚。总而言之，他们既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也没有蒙受奇耻大辱。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受过鞭笞，也没有一个人给拔过胡须，更没有割过舌头、削过鼻子。①他们是地道的占有土地的贵族，躲在波谢洪尼耶最闭塞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地搜刮奴隶们的贡赋，顺天应命地繁衍子孙。有时养了许多不肖子孙，家道便因而中落；但有时，仿佛瘟疫夺去了扎特拉别兹雷家族中一些人的生命，于是一部分幸免于难的子孙手里便集中了已故亲人的庄园和田产。这时，札特拉别兹雷们便又得到中兴，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显要。
①拔胡须、割舌头、削鼻子，都是沙皇政府对待人民和起义者常用的酷刑。
我的祖父，近卫军中士波尔菲利·札特拉别兹雷，是个被幸运女神垂青的人，他拥有相当多的田产。但是因为他膝下子女众多——二男九女，所以我父亲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在兄弟妹妹分家后，又下降到中产贵族的地步。这境况迫使他立意攀一门阀亲事，于是，在行年四十的时候，他竟娶了一位年方十五的富商女儿安娜·巴甫洛夫娜·格鲁霍娃，满以为女方会带来丰厚的陪嫁。
但是，谋取丰厚陪嫁的算盘打错了：人家照商人的惯例把他给骗了，而他也暴露了性格上不可饶恕的弱点。姊妹们劝过他，在女家没有将嫁资如约付清以前，不要上教堂去举行婚礼，但是他不听，反倒信了商人的花言巧语，成了亲。这门所谓不相称的亲事便是后来家庭中无休无止的怨恨和演出狂风暴雨场面的根源。
这件婚事在各方面都不相称。就当时的情况说，父亲是个相当有学识的人，母亲却无知无识，胸无点墨；父亲完全不务实际，专爱空谈，母亲恰恰相反，她紧紧抓住生活中有实际意义的事务，从不张扬，只是默默地、胸有成竹地行动着；加上父亲成婚时已经差不多是个老头儿，身体又一向不好，母亲却长期保养得鲜艳、健壮和美貌。凡此种种，他们的共同生活该是一派什么光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由于母亲那种非凡的进取才能，我们的家境迅速地兴旺起来，因此，我出世的时候，我们札特拉别兹雷家几乎算得上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地主了。邻居们谈到我母亲，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上帝赐给瓦西里·波尔菲雷奇的不是个普通的妻子，而是一件宝贝。父亲眼见家境蒸蒸日上，对这倒楣的婚姻也就处之泰然；他虽然跟妻子合不来，但也终于完全屈服于她了。至少，我记不起他在家里曾在什么事情上表现过自己的独立性。
再者，在这部作品里，读者决找不到我平生经历的一切事件的完整记述，而只能找到一系列彼此联系而又能独立成篇的情节，在我开始叙述我的过去时，预先作一交代，想来决非多余。我写这本书的用意，主要是想再现所谓美妙的旧时代的典型特点，而由于农奴制的废除所划下的一条深刻的界线，对于旧时代的记忆正在日趋淡薄。既然这样，我也就不打算拘泥于我这篇故事所采用的形式。有时我会亲自出场，现身说法，有时我将借他人之口，写我要写之事，怎样方便我就怎样落笔。
01 家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正处在农奴制的鼎盛时期。①农奴制不仅渗透到有领地的贵族和不自由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农奴制这个名词，按其狭义而言，指的就是这种关系），而且一般地渗透到一切社会生活方式中，把各个社会阶层（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一古脑儿卷进那屈辱无权、尔虞我诈、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的漩涡。你会怀疑地问自己：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除了痛苦的无权地位、毫无保障的屈辱生活的无尽折磨，再没有别的值得回忆的往事和瞩望的前景，他们怎能活下去？然而，可惊的是，你却回答说：不过，他们还是活下来了！而更可惊的是：跟这无尽的痛苦并行不悻的竟还有一种所谓被谢洪尼耶的“欢乐”，遗老们到如今还在不无隐痛地怀念着它。农奴制和波谢洪尼耶的“欢乐”结了不解之缘，以至当前者崩溃时，后者也就随之而在抖嗦中结束自己可耻的存在。它们同时被装进一口棺材，送到墓地，至于在它们的合葬墓上产生出别的什么制度和别的什么欢乐，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过，据说，产生出来的东西并不十分美妙。
①农奴制统治从十六世纪到一八六一年，在俄罗斯存在了三个多世纪，其间以十八世纪最为酷烈。一七六○年，政府授权地主，可以将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可以罚他们去当兵，而从一七六五年起，地主还可以罚农奴去服苦役。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昔日的弊端虽然已经成为陈迹，但是某些迹象却证明，它在消失之际，却把它的毒素遗留下来，形成了新的弊端；社会关系尽管在形式上起了变化，实质上却原封未动。当然，旧秩序的目击者和同时代的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单是在形式上废除了旧秩序就是莫大的进步，但是，一代一代的青年人看到历来的生活基础稳固如初，却很难跟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现象妥协，因而流露出一种焦急的情绪；由于其中饱含着觉醒的因素，这种焦急的心情便显得更加痛苦……
我出生和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可说是闭塞的波谢洪尼耶中最闭塞的角落。那里的自然环境本身就仿佛是为了演出农奴制这出神秘剧而缔造的。那完全是沼泽与荒林间的一个角落。因此，那里的居民，照老百姓的说法，被叫做“土包子”或者“井底蛤螟”。然而，就地主方面来说，他们的人数却很多（所谓经济农民①的村子，几乎一个也没有）。自古以来，有权势的人霸占了江河两岸被他们看中的财源：森林、牧场，等等。小百姓栖息在荒凉的角落里，那里，自然界所提供的便利条件，相形之下，非常有限，然而这种地方谁也不屑一顾，因此，农奴制的神秘剧可以在那里毫无阻碍地演出。庄稼汉的背脊大大地弥补了地力的贫瘠。在我们庄园的四周，散布着为数可观的贵族之家，其中有一些是好几个地主家庭聚居一处，而又各立门户。这大多是些没落的家庭，因此在它们那里便出现了农奴制下特殊的活跃景象。往往是四、五个小地主的庄园比邻而居，或者隔街相望；因此邻居们彼此拜访，几乎成了日常的生活习惯。出现了一派欢乐、宴饮、热闹的景象。每天总有人家里来了客人，而哪里有客人，那里就有歌声、有酒肴款待。这就得花得起钱，或者拿得出不花一文弄来的酒食。因此，为了满足这寻欢作乐的目的，就得不断地榨取庄稼汉的最后一滴血汗。至于庄稼汉，他们自然不能闲着不干活儿；他们象蚂蚁一般在附近四地里奔忙。农村的景致也因此而显得生气勃勃。
①一七六四年，叶卡德琳娜二世没收修道院的田产，将农民交给一个特设的机关所谓经济院管理。这些农民被称为经济农民。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总的外貌是平原上遍布着针叶林和沼泽。每个多少有点儿眼光的土著地主都霸占了如许之多的土地，即使将农奴们的劳动强度提到最高点，也没法耕完它们。树林烧掉了，树根腐烂了，到处是暴风吹倒的树木和刮掉的枯枝；沼泽里升起瘴气污染着周围的空气；道路即使在最热的夏天也干不透；一个个的村落挨着地主的庄园①，象一所所独家的住宅，村落和村落之间的距离很少有超过五、六俄里②的。只有小庄园的附近有些亮晃晃的空地，而且只有这种地方的土地才全部开辟成了耕地和牧场。因此，小地主名下的农民被牛马般的劳役③弄得如此筋疲力尽，以至凭外表就能立刻在一群农民中把他们辨认出来。他们比别人更畏缩、更瘦削、更衰弱、更矮小。一句话，他们是所有受苦受难者中被折磨得最厉害的人。许多小地主名下的庄稼汉只能在节日里为自己干活；平日里只好在夜间干。因此，夏收的农忙期，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场苦役。
①在旧俄时代，地主的庄园通常建立在镇子边上，农民的村落则建立在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