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美]-第3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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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表示同情和好感就是出于如此的善良本能和天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狭隘的、近乎托利党式的、日趋陈旧的善良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善良是不够真诚和不够热情的。古人们本喜欢社会集团，为之效忠，因为社会集团并不超越城邦的范围；今人极其喜爱自己的祖国，而将来的人喜欢的可能是全球性的合众国。我只举离我最为亲近的母亲为例。德·康布梅尔夫人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从就未能使我母亲下决心参加任何慈善事业或任何爱国工作，她从未做过售货员或女施主。我母亲把丰富的爱心和慷慨首先都留给了自己的家族、仆人和路遇的不幸者。我远不是说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我很清楚，她那丰富的爱心和慷慨之心，如同我外祖母的心一样，是永不枯竭的，远远超过了德·盖尔芒特或德·康布梅尔夫人的能力和作为。那不勒斯女王的情况跟德·康布梅尔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就完全不同。我们还必须承认，她对好人的评价，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阿尔贝蒂娜在我书柜上取走后占为己有 ——也是根本不同的；对她来说，那些阿谀奉承的寄生虫和盗贼，那些时而卑躬屈膝、时而蛮横无礼的酒鬼以及一切荒淫无度者或者杀人犯都一概不能算在好人之列。可是事物的两极往往是相接的。女王出面保护的贵族和遭受凌辱的亲戚是德·夏吕斯先生，也就是说尽管夏吕斯出身望族，跟女王又是近亲，女王保护的毕竟是一个道德败坏，沾满恶习的人。“您脸色不好，我亲爱的表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说。“请靠在我的手臂上。请相信，我的手臂一定能支撑住您。对付这种事情，它是很坚实的。”然后，她抬起头来，正视前方（茨基告诉我，当时她正面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和莫雷尔），说：“您知道，从前在加埃特，我这手臂曾经叫流氓恶棍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它会为您竖起城墙，为您效劳。”就这样，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手挽着男爵，未让人介绍莫雷尔，高视阔步地走了出去。
按照德·夏吕斯先生那可怕的脾气，他对六亲不认，说翻脸就翻脸，对人进行百般折磨，叫人望而生畏；人们想当然，这次晚会以后，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对维尔迪兰夫妇进行大肆报复。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其主要原因大概是晚会过后几天他着了凉，得了当时常见的传染性肺结核，一连几个月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已病入膏育，生死未决。在此以前，他患有神经官能症，盛怒之下不能自己，现在是否神经官能症为另一种疾病所代替？他的无声是否纯粹是由于出现了病体的转移？从社会观点来看，夏吕斯从来没有拿维尔迪兰夫妇当一回事，现在他更不能抬举他们，把他们当作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来对待，对他们大加责难。这么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换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大凡神经质的人喜欢凭空想象，把安分守己的人也想象成敌人，无缘无故地朝他们发怒。可是一旦遇到有人向他们主动攻击，他们却反而变得老老实实了。要神经质的人息怒，与其说劝告他们发怒是无济于事的，不如朝他们脸上猛泼冷水来得有效。这么解释，未免仍过于简单。德·夏吕斯先生为什么没有能怀恨在心的原因，也许不应该到病体转移之中而应该到疾病自身之中去寻找。疾病已经使男爵身心疲惫，以致他再也没有多少闲暇来顾及维尔迪兰夫妇。他已是半死不活的人。我们刚才谈到攻击，即令是没有效果的攻击，若要好好“来一下”，也需要消耗一部分精力。可德·夏吕斯先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连准备攻击的精力也一丝不存。我们常常说不共戴天的死敌们到临终都睁着眼睛，虎视眈眈，然后幸福地闭上双目。这种情况是罕见的，除非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死亡猝然而至。当人们到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人们不会为了生命强盛之时都轻易对待的事，这时反而竭心尽虑起来。复仇之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最常见的是——尽管有例外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同一个人自身的性格也会充满矛盾，这是合乎人情的——当我们站在死亡门槛前的时候，复仇之心就离开了我们。德·夏吕斯先生想了一会儿维尔迪兰夫人，感到实在太累了，便面向墙壁，什么也不去想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雄辩已经枯竭，而是因为他已不如从前精力充沛。尽管他说话仍然是滔滔不绝，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口手已经离了原先如此常见的慷慨激昂，而变成一个只是由柔声细语和福音书比喻来装点装点的几近神秘的雄辩术，变成了一种对死亡的表面依顺。他只有在觉得生命有救的时日里才大展口才。病情复发，他便又缄口默言了。他的雄浑刚烈的气质里移植了基督徒式的温柔（正如《爱丝苔尔》所表现的天才精神与《安烈洛玛克》①是如此不同），获得他周围亲友的一致赞赏；他这种精神也许同样会获得维尔迪兰夫妇的赞赏。尽管他们对夏吕斯的缺陷曾经恨之入骨，但他们禁不住仍会对他崇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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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悲剧诗人拉辛（1639—1699）的两部悲剧。
当然，他只是披着基督徒的外衣，旧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不时沉渣泛起。他乞求加布里埃尔大天使象报告先知那样，来告诉他，救世主将过多少时间才能来临。他痛苦而又温柔地微笑了一下，打断自己的思绪说：“大天使可不能象对达尼埃尔所说的那样，叫我耐心等待‘七个星期再加六十二个星期’①，我肯定活不到那一天就会死去的。”夏吕斯心里等待的人就是莫雷尔。因此他也请求拉斐尔大天使把小多比给他带来。然后，他又掺杂使用一些更打动人心的办法（正如病榻之中的教皇一边请人代做弥撒，另一边没有忘记遣人去唤自己的医生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人暗示说，如果布里肖把他的小多比快速带来，那末拉斐尔大天使也许会对多比的父亲那样，同意让小多比眼睛复明，或者让他去牺牲洗涤池。②尽管出现一些合乎人情的反复，但德·夏吕斯先生语言的纯洁性和道德化已达到脍炙人口的程度。虚伪凶狠、恶言中伤，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道德上，德·夏吕斯先生已经得到升华，远远超过了他以前的水平，他的道德改观感化了不少人，本可以使他的演说艺术蒙骗一下听众，可是由于他深受疾病折磨，改进了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德·夏吕斯先生重新走到了下坡路上，而且我们将渐渐看到，其滑坡的速度越来越快。不过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一件渐渐远去的往事，有些触人发怒的近事使他对这件往事再也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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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天使加布里埃预言，七个星期，再加六十二个星期为耶路撒冷建城的期限。
②据《圣经》记载，托比之子托比亚斯给其父带来一位陌生人，即拉斐尔大天使。他使托比双目复明，牺牲洗涤池指牺牲者临死之前沐浴净身之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维尔迪兰的晚会。那天晚上，当公馆只剩下老人以后，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妻子说：“你知道戈达尔为什么没有来吗？他正在萨尼埃特身边呢。萨尼埃特在交易所想捞回本钱，玩了那一手，结果一败涂地。萨尼埃特知道自己已经分文不名，还背了一百万法郎的债，心里受了打击。”“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玩那东西？真蠢，他哪有这号本事。比他狡猾钻营的人在那玩意上都输得精光呢，更何况他这种人，不被众人辗得粉碎才怪呢。”“那可不是，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个蠢货了。”维尔迪兰先生说。“有何法子呢，覆水难收哇。这一下，他明天就会被老人赶出门去，一贫如洗了。他的父母又不喜欢他。别指望福什维尔会帮他什么忙。我想过了，我当然不愿意做什么叫你不高兴的事，可是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份小小的年金。别让他一天到晚感觉自己破产完蛋了。让他可以在家里好生养息养息。”“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你想到这些非常好。可是你说‘在家里’，这蠢货占着那套房间太贵了，那不行，必须给他租一套两间式的房间才行。我想目前他住着的那套间准要六七千法郎。”“是六千五百法郎。可是他非常喜欢他的住所。总之他受了严重打击，活不了两三年了，三年之中最多也就为他花费一万法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力所能及的。譬如，我们今年不再续租拉斯普利埃，可以租一个较为简单的地方。按我们的进款，一万法郎分三年支付不是办不到。”“就算如此，讨厌的是，这事儿会不胫而走。你能为他如此，就不得不对别人也一视同仁。”
“你放心，这我已经考虑到了。只有明确说好条件，对这事绝对保密，我才能这么做。谢谢你的好意，我可没想要做全人类的大善人。别来慈善家那一套！我们可以这么办，即对他说这笔钱是谢巴多夫公主留给他的。”“可是他会相信吗？她为遗嘱的问题征询过戈达尔的意见。”“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把实情告诉戈达尔，他有保守秘密的职业习惯。他挣的钱很多，永远也不会象那种半官方人士，迫使我们来掏腰包。他甚至还会主动承担此事，说公主就是请他做经纪人的。这样的话，我们甚至都不用亲自出面，可以免去致谢应酬，拉拢感情，应付那一套套烦人的东西。”维尔迪兰先生加了最后这个词。这个词暗指的自然是那些他们希望避免的感人场面和动人语言。但是犹如我们在家中在指某件事情，尤其是令人讨厌的事情的时候，为了把这件事情只向有关的人作个示意，而不让别人明白。我们就使用一个特别的词汇，维尔迪兰先生的那个词我就没有听清楚。一般来说，这类词汇是族先留下来的后遗症。譬如，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里，整个家族现在已经法兰西化了，那个词汇就是全家族熟悉的唯一的希伯莱语，就是一个改变了原意的惯用词；在一个外省气息浓郁的家庭里，那个词汇就是一个方言词，尽管这家人已经不说也不懂某一省的方言，但这个方言词还在使用；在一个来自南美但只会说法语的家庭里，那就是一个西班牙语词汇。在下一代人眼里，伴随那种词汇存在的只是童年的回忆。我们记忆犹新，父母在吃饭的时候悄悄说一个什么词，暗指正在伺候的仆人，但仆人听不明白，而孩子们更是彻底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语、希伯莱语、德语还是土语，甚至怀疑这个词是否属于什么语言，怀疑这别是一个专有名词，或是完全生造出来的词。唯独我们如果幸有什么舅舅或太老伯健在，使用了这个词，那疑团才有可能解开。由于对维尔迪兰夫妇家的亲属我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未能确切地弄明维尔迪兰先生那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维尔迪兰先生让夫人绽开了笑脸。因为这种语言比日常语言用得少，更富有心照不宣的特点，因此使懂得这种语言的人产生别人无法分享的自得其乐的感觉。快乐的时刻过去以后，维尔迪兰夫人反问道：“可是如果戈达尔说出去怎么办？”“他不会说的。”他说了，至少对我说了，几年以后，在萨尼埃特的葬礼上，我就是通过戈达尔了解到这件事情原委的。我很遗憾，没能更早地了解事情真相，否则，我的思想本会发生变化，即永远不要责怪别人，不要光凭别人的一件坏事，用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心情来评判别人。我们只看见了别人心灵的坏的一面，只凭这一次就断定此人的坏心还会故态复萌，殊不知人的心灵是极其丰富的，除了坏的一面，还会表现出其他许多形式。我们对心灵在其他时候所可能表现的真诚希望和可能实现的美好事情还不了解；我们不能因为看见了心灵丑恶的一面，便对其温柔美好的一面也视而不见，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戈达尔如果早日把这秘密告诉我，也许会驱散我关于维尔迪兰夫妇在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的疑团。可是真要驱散了我的疑团，这事情也许却是错误的。维尔迪兰先生虽然积德行善，但是他同样喜欢戏弄别人，甚至残酷地迫害别人；他迷恋于在小圈子里发号施令，主宰一切，甚至不惜一切手段，造谣中伤，无事生非，门客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以加强小圈子的团结为唯一宗旨，经他这么一挑，更是纷纷反目为敌。维尔迪兰先生可能是个不藏私心，默默无闻，乐施善助的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悲天悯人，谨慎行事、忠诚老实、永远善良的人。也许，在我了解这件事以前，维尔迪兰先生身上已经局部存在着善良的天性——在此我外祖母朋友家庭的遗风也许还依然存在——正如美洲或北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