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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官场红人秘笈]玄机-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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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立即作出反应,征得慈禧太后同意后,火速调整军队驻防,命聂士成部驻天津,董福祥部进驻京师门户长辛店。 
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进入决战阶段。袁世凯何等明白之人,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已陷于帝党与后党两个巨轮之间,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若是胆小怕事之辈,早就跳出是非之外,以求保全身价性命。但袁世凯天生不是这类人,他在两个隆隆作响的巨轮之间,心不慌,胆不颤,亢奋而镇定,在极其微妙的、极为有限的隙缝里,骑墙观望。他知道,看清投筹情势,不要站错队,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 
袁世凯支走谭嗣同后的当晚,在法华寺“反复筹思”。光绪帝名义上是大清国第一人,至高至尊,实际上近乎傀儡,有名无实,支持他维新改良的都是一帮清口白牙的书生,手无一兵一卒。而慈禧太后掌握朝廷权力三十余年,铁杆心腹遍布朝廷内外,占据要职实权,尤其是枪杆子紧紧掌握在听从她指挥的爪牙手里,维新派要想搞她,岂不是蚍蜉撼树!置身于生死十字路口,经过急剧思考,何去何从的答案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万般关键的时刻,袁某人不管投靠谁,对方都将铭心刻骨、感激万分。问题于在,若是投靠光绪帝,最终将丢掉脑袋;若是投靠慈禧太后,就能青云直上,极有可能取代李鸿章的政治地位。夜幕下的法华寺沉浸在静谧之中,袁世凯踱着方步、捋着胡须,将关系生死荣辱之事想个通透。                  
乱中取胜(12) 
高冕  
解读袁世凯一生所作所为,不难发现,他骨子里是倾向于康梁维新变法主张的。但当践奉政治主张与攫取权力发生冲突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政治主张。在他人生天平上,权力始终是最重的筹码。为追逐权力,他可以抛弃一切。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返回天津,光绪帝赐予密诏,命他保护新政。袁世凯辞别皇帝后,掉转屁股乘上火车驰抵天津,直奔直隶总督衙门,求见荣禄,将维新派绝密计划和盘托出。荣禄虽对正在发生的事变有所察觉,但不曾料到来得如此紧急、如此严重,听罢袁世凯的告密,犹如当脑门挨了一焦雷,惊问:“子意云何?”袁世凯道:“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当晚,荣禄进京,紧急求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命荣禄连夜赶回天津控制军队。次日黎明,她率人马从颐和园抄小道进皇城,直奔皇宫,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以光绪帝病重不能理政为由,宣布自己训政,并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初十日(25日),她急电荣禄来京,随后谕令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特简为钦差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维新派在后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中分崩离析,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亡香港和日本,“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革职罢免。不到一个月,新政举措除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外,其余全被废除,戊戌变法皂泡一般破灭。 
维新派的鲜血染红了袁世凯的红顶子。作为对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奖赏,荣禄进京那日,慈禧太后令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令袁世凯垂涎已久的职位,虽只让他过了十天的瘾,但体现了慈禧太后在风云突变之际对他的高度信任。荣禄对袁的忠心十分欣赏,当时后党中曾有亲贵大臣认为袁世凯“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不可信赖,应予惩处。荣禄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辩护:“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这次变乱,袁世凯再次成为大赢家。他既保住了光绪帝超擢的候补侍郎官衔,又提升了自己在慈禧太后和荣禄心目中的地位。从此,袁世凯其人,不仅进入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视野,而且进入她的心灵。为表示对他的宠信优渥,十一月(1899年1月)慈禧太后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给予赏银四千两。第二年,也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1899年3月31日),清廷宣布成立武卫军,归荣禄统率,其中聂士成率武卫前军,董福祥率武卫后军,宋庆率武卫左军,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另由荣禄组建并亲率武卫中军。于是,袁世凯获得与大清国著名宿将同等的地位。这年五月初九日(6月16日),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式跻身二品大员行列。 
有首歌谣道破袁世凯乱中投机的真相:“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纷乱的局势,再度为袁世凯创造了乘乱而起的机会。 
甲午战争失败后,长期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活动的反清秘密组织义和拳,改变反清立场,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将斗争矛头指向设在中国的洋教会和外国势力。清廷为利用义和拳,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颁发上谕,承认义和拳为合法群众团体。义和拳遂改名义和团,且声势大振,以山东和直隶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迅猛爆发。曾经残酷镇压过义和拳的山东巡抚毓贤,是清政府官员中较早改变对义和拳立场,倡导庇护义和拳的人物,义和拳的仇洋排外运动在山东风起云涌,迅速蔓延。西方列强对毓贤非常不满,要求清廷撤换山东巡抚。他们认为,袁世凯是继任山东巡抚的最佳人选。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顺利迅速地平定叛乱。”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特别青睐,主要原因是此人手中掌握着中国最新式的一支武装,而且他仇视义和团,更乐意按洋人眼色行事。列强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数度对清政府婉示以袁世凯取代毓贤的愿望。不知什么原因,清廷与西方列强的意愿竟然不谋而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廷谕令将毓贤调离,山东巡抚一职,由袁世凯署理,并命袁世凯仍统率武卫右军。三个月后,清廷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正式成为一员封疆大吏。 
从清廷颁发上谕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短短半年时间里,直隶境内义和团迅猛发展,大批团民拥进京城。慈禧太后为防止“祸起肘腋”,并利用他们对付支持维新的洋人,于五月(6月)宣布义和团团民为“义民”,进一步采取安抚政策。列强对此大为光火,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俄、美、德、日、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共两千余兵力,从天津直扑北京。慈禧太后一下乱了神,急令袁世凯前往救助。二十一日(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这一日,袁世凯接到率部赴京勤王的谕旨,慈禧太后要他向洋人开战。                  
乱中取胜(13) 
高冕  
斗争形势错综复杂。袁世凯面临极为艰难的选择:不派兵勤王吧,必得罪慈禧太后,将来没好果子吃;派兵勤王吧,必得罪洋人,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会消耗殆尽,来日往上爬的本钱就会化为炮灰。究竟如何是好?经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的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想出一个两头都不得罪的好主意:只派少量人马赴京勤王,避免与西方列强交战,保存军事实力。心明眼亮思路清,二十三日(19日),他向朝廷上奏,堂而皇之地说:京师乃天下根本,亟应提一旅之师星夜奔驰救援,待命阙下。同时,他又强调,山东省“为南北咽喉、海疆重地,而威海、胶澳英德逼处”,这两个列强包藏祸心,对山东正蠢蠢欲动,加之省内多处出现匪乱,人心很不稳定,恐内乱即起,英德等国趁乱吞并山东。因此,在这危急局势面前,他尽最大能力“凑集三千人”,派一名部将统率赴京。清廷见山东海防如此吃紧,不敢抽调他的人马,急令停止派兵,这对他来说,正中下怀。 
二十五日(21日),昏聩的慈禧太后宣布向列强开战,实际上是拿羸弱大清的一国之力与整个西方阵营对垒。同日,他命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袁世凯深知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的团众,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列强军队的对手,对朝廷意旨抗不遵命。在接到朝廷急令他增援天津的命令后,他以“职在守土”为由,拒不派兵。天津沦陷后,清廷严饬他派兵救援,他授意部将故意迟滞不前;十多天后北京告危,朝廷命他接济军火、派兵保卫京师,他借口拖延、不遵朝命。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北京沦陷于八国联军铁蹄之下,慈禧太后化装为布衣村妇带着光绪帝狼狈出逃。清廷火速谕令袁世凯率部驰援,袁世凯仍拒不遵命;忠于朝廷的部属张勋等人主动请缨,要求“马革裹尸”、“报君父之仇”,袁世凯认为此人憨愚可笑,不予同意。 
袁世凯根本不信义和团能打赢八国联军,在联军侵犯北京之初就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讨教应对局势之策,张刘两人都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因而抗旨不遵,自搞一套,私下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和美、德、法等国也加入“东南互保”大合唱。袁世凯对刘、张、李三总督的做法非常赞赏,在西方列强暗中策动下,于六月初也加入“东南互保”的大合唱。因此,他在北京告急甚至慈禧太后仓皇西窜之际无动于衷,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后,袁世凯时常在部属面前自夸:“此次变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柱,国事尚可问乎?”他毫不客气,在保全半壁江山的功劳簿上为自己重重记上一笔。加入“东南互保”,既使袁世凯保存了军事实力,又使他名声鹊起,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大名督并驾齐驱,俨然成为大清国中流砥柱。 
袁世凯一面对义和团血腥屠杀,大批团民倒在其屠刀之下,一面对洋人竭力安抚,把洋人伺候得舒舒帖帖。自清廷宣战后,山东境内没有一个洋人被杀。英国驻烟台领事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目前在烟台所处的地位是相当稳固和平静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此地,我认为几乎完全是由于巡抚所采取的态度。……直到目前为止,山东没有被卷入那个势将席卷它的叛乱和掠夺的浪潮。”两厢默契,投桃报李,西方列强给予袁世凯以特殊报答。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袁世凯命人在省界上插了很多界碑,在村镇墙壁到处涂写“此山东境”四个大字。疯狂南侵的八国联军一看到山东界碑和村镇墙壁上“此山东境”大字后,勒住战马,不再进犯。山东的官僚、地主和乡绅见袁世凯如此神通广大,竟能让“四夷钦服”,不入山东之境,对他“齐声感颂,而顶礼日呼东省之福星广被矣”。远在广东冷眼看世界的李鸿章,也对袁世凯深表感佩:“京畿浪高风紧,山东风平浪静,袁家这小子真有一手啊!” 
赫赫有名的清末“三屠”,袁世凯名列其中。总督张之洞花钱如流水,人称“屠财”;总督岑春煊最喜弹劾官员,人称“屠官”;袁世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人称“屠民”。袁世凯就是因屠杀义和团获得这一血腥称号的。 
袁世凯心中烛然,抗旨不遵、不派兵或故意迟滞进兵,不会不使朝廷特别是慈禧太后有感觉。他挖空心思想了不少补救办法。他不愿损兵折将去打仗,却善于搜罗钱财表忠心。慈禧太后西逃后,他一边上奏叫穷,一边派骑兵急追千里送去十万两银子,接济逃亡中连饭也吃不上的老太后。之后,他又将截存安徽运解北京的饷银十一万六千两、江苏的五万零五百两,一并送去,借花献佛,向慈禧太后效忠。随后,又源源不断送去三十万两白银、几百匹贡缎和许多珍贵物品。逃亡期间穷困拮据的慈禧太后,见了一大堆白花花银子和众多珍品,对袁世凯的不忠疑云也就随风飘散。后来,慈禧太后命他向西安送军火,他立即照办,非常积极。总之,只要不让他消耗赖以升官的军事实力,叫他干什么都成。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和约将成时,袁世凯表现得异常积极,派部将姜桂题率马步炮队北上,驻扎京城周围,为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肃清障碍。在奉承大清国一号人物的同时,袁世凯还不忘博取其他大臣的好感。他与刘坤一、张之洞一起筹集两万五千两银子,进奉留京的大臣和追随慈西太后逃亡的官吏。袁世凯在如此艰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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