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诊断-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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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锋沉默着，内心却不平静。他原以为她只是喜欢自己；这种喜欢又搀和着占有的成分。所谓的“鸭子”事件，便是他判断此事的依据。“坐吧，请坐。”梁启德原来就是想与谢锋谈谈调走的事。郑晓慧的到来，让他感觉到这种巧合或许有利于解决此事。
“谢锋的压力很大。”待郑晓慧落座到沙发上时，梁启德说，“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会伤害到谢锋。晓慧——”梁启德问，“谢锋也在这，你可以重新考虑你的要求吗？我的意思是，事故发生在人民医院，理当由院内解决。我们不涉及个人好吗？”郑晓慧点了点头，然后对谢锋说道，“对不起。我太考虑个人的感受了，没考虑到你的处境，真的对不起。谢锋，留下好吗？别为了我的自私而改变你的选择。”
“安韦怡大夫同意你调走吗？”突然间，郑晓慧问到了敏感的问题，“她同意吗？”此时谢锋下意识地看了看梁启德，内心涌上复杂的感觉。
一直以来，年轻的谢锋把与安韦怡大夫的关系视为爱情。他深爱着安韦怡大夫，同时觉悟到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是安韦怡的定位，只能是朋友，她没想超越年龄的障碍而使自己陷入压力之中。这是不久前，谢锋从与她的一次确认关系的交谈中确定的。
有见解的人曾经这样说过：女医生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更富有理性。郑晓慧不是医生，确切地说，她是商人，有见解的人也将商人的人际关系倾向定格在功利关系。眼前，她竭力阻止谢锋的离开，为此开出了新的条件。难道，她对谢锋真的发生了感情。接下来，她以诚挚的态度向谢锋反复道歉。她发誓，如果谢锋不离开人民医院，她不但对人民医院的赔偿作出零要求的承诺，甚至让她无论做什么都可以。
梁启德一直在观察着他们，他能判断出，郑晓慧确实是在乎谢锋的，不希望他有丝毫的变化。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假如谢锋为此调离了人民医院，她会完全失去接近谢锋的机会，这个结果富有戏剧性。
这时，敲门声响起，祁汉忠推门进来说：“院长，普外科出事了，有个病人威胁，如果院领导不出面，他要投诉到市领导那里去。”“我到普外科，你俩留下聊聊吧。”梁启德跟谢锋和郑晓慧说明去向后，出了办公室。
在去普外科的途中，梁启德问祁汉忠，“出了什么事？”他担心的“事”是医疗事故。
“院长，不是医疗事故，也不属于医疗差错。”祁汉忠先给梁启德一颗定心丸，然后回答道，“是吴铁征大夫被平价病房的男病人打了。具体的冲突过程我不太清楚。张文给我打电话，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在普外科平价病房的外面，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有穿着住院服的病人，也有前来探视病人的家属。这些人像是被号召了一样，众口一词地指责着吴铁征怎能随便骂人。
祁汉忠穿过人群，为梁启德和随后赶来的李荷开辟了一条道路：“院领导来了，被打的大夫在哪？”
其实，祁汉忠的问话是多余的，梁启德出现在平价病房时，病房里只有吴铁征和一个粗壮的男人。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的双手仿佛一把铁钳子似的套在吴铁征大夫的脖子上，以气愤至极的口气问道：“说，你污辱谁？穷人就能随便被污辱吗？”
“松手。”祁汉忠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把中年男人拉开，反而被他一胳膊肘捣向了一旁。
梁启德注意到吴铁征大夫的嘴角遗有血渍，右侧的面颊红肿，白色的工作帽像一张废纸似的，踩在中年男人的脚下。梁启德上前运了运气，把手卡在中年男人的一只胳膊上，仿佛四两拨千斤，瞬间，他把中年男人掀到了一张床上。“你动手打人了？为什么？”梁启德有理由知道他打人的原因，“我是院长，你可以把打人的理由告诉我。”
中年男人从病床上爬了起来，踉跄着站到梁启德的跟前，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是生活困难的病人。可这个该打的大夫竟拿我们这样的病人不当人。中午的时候，他才来这所谓的病房查房。查到我时，我问他：‘大夫，我做了手术，怎样才算度过手术的危险期？’你猜他是怎样回答我的？他居然回答我说：‘放屁！’住在平价病房里的病人就可以被污辱吗？就比住在病区里的人低了好几等吗？我打了他，只为了我们的尊严。”
“他这是断章取义。”吴铁征像是度过了自己的危险期，他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旁的血渍，解释说，“我的原话是放了屁，就算度过了危险期。有什么不对吗？”“他还在说放屁！”中年男人又一次冲动起来，若不是梁启德拦着，他有可能再次动手。
“你是肠梗阻的病人吧？”梁启德开始就事论事地解决纠纷，“入院时的症状是：腹痛，呕吐，腹胀和无肛门排气，对吗？”
“院长把我的病历背过了？”“这些症状跟肠梗阻的程度有关。”这时的梁启德觉悟到自己必须说些着边际的话，启用医学术语又是最好的选择。他得想方设法安抚好吴铁征大夫，他是普外科的主力医生，假如他因此抱怨手术量大，或者因此遇上额外的麻烦，影响到积极性，那是一件糟透了的事情。当然，中年男人的愤怒是否降到零点，同样重要。理由充分，胡局长有言在先，在收治这类病人的同时保持零投诉率。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他向中年男人解释说：“手术后，肠道是否通畅，功能是否正常，惟一的指标就是你是否有了肛门排气，也就是吴铁征大夫所说的‘放屁’，顺利地放出屁来，说明你的肠道恢复正常，吴铁征大夫的手术是成功的。”
中年男人听了梁启德的一番解释，方知“放屁”与肛门排气属于同义词。但他仍然不解地抱怨道：“他用骂人的腔调说‘放屁’，能怪我发火吗？我一堂堂的男子汉，在社会上被人瞧不起，在家里闲着没事看电视吧，还得受老婆的气；一不留神肠梗阻了，受大夫的污辱。像我这样的人真是不幸，还活得什么劲？”
“我是想跟你解释清楚，”吴铁征清清喉咙，从地上捡起工作帽，一个箭步到中年男人的面前，手舞动着，仿佛打拍子的节奏，像是为自己将要表达的句子压韵。“我有时间吗？”他省略了“我连讲黄段子的时间也没有了”的句子，而是一路升调地说道，“我每天要上多少台手术，你知道吗？可你在抱怨不幸，怨谁！”然后降调总结道，“不幸的原因在于你不肯付出劳动。你不仅仅是可怜的、失业的男人。你还是一个结实的男人。你长得这么结实，留着力气等救济？真讲尊严的话，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吧。”李荷一直冷眼看着现场，尽量地做出旁观者的表情。她是旁观者，刚才，梁启德所表现的行为让她意识到，他的肩膀上扛着一颗务实管用的脑袋。他视具体的情况，做到摁下葫芦不起瓢。当然，这事还没结束，她倒要看看，中年男人会以怎样的方式反击吴铁征大夫的教导。
事情突然间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李荷判断着中年男人有可能再次动粗时，他屏住呼吸，“嘭——”地一个响屁，恶臭味四处散开之时，他愤怒的情绪随之一扫而光。“病好了。”他欢呼雀跃般地重复着，“这下子可好了，我总算是度过了危险期。”
３6
湿闷的天气继续着。非常多的人抱怨着这是多年来天气最糟的一个夏季，但是梁启德在进入夏末时奇迹般地适应了气候。
一个午后，梁启德想起了柳迎春曾经送给自己的一本书：《别活得太累》。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出那本书，翻开来，正好翻到这一章：“简化生活之理念：清理您的办公桌。”梁启德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过期的报纸，没有时间阅读的医学杂志和大宗的文件。从启用这间办公室起，他没有清理过这些东西，瞅着它们已经占据了整张桌子，他准备动手清理了。
“梁院长，我来了，你愿意见到的人来了。”柳迎春从半敞的门探进身来，手里拿着一张晚报，抖动着，试图引出梁启德的好奇心。
“请进，记者。别站在门口卖关子了。我看了你送的书，准备清理办公桌哪。”他挥挥手，把柳迎春招呼到办公桌前。柳迎春的肩上斜背着一个挎包，又粗又黑又亮的麻花辫上落着木屑。她身上携带着一股油漆的味道，像是从装修房屋的现场归来的监理，解释道：“我正在装修新房子……”梁启德的手机响了，他从桌上拿起手机，摁了接听键：“请讲，我是梁启德。”自始至终，他注意地倾听着，结束通话时，他对柳迎春说：“是郑晓慧的电话。”他说着拉开了办公桌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组合”抗生素的药理说明书。
得到这张药理说明书纯属偶然，如果朱文没有把郑晓慧送给他的纸盒子扔在车的座位下面，梁启德是不会与这张暗藏着复杂背景的说明书面对面的。
“怎么，郑晓慧不做电脑，开始推销药了？”柳迎春敏感地猜测道，“你不会为她网开一面吧。”“又发表了什么文章？”梁启德的注意力却在她手里拿着的晚报上，“我可以看吗？”
“当然可以看。梁院长，潘小松夫妇调入后，我第一时间采访了他们，并且用属实的文字把他们的专业技术介绍出去。”柳迎春把晚报递给了梁启德，自嘲地道，“皇上不急，太监急啊，他什么时候主刀在人民医院的第一例心脏手术？”
“我这里有一份申请书。”梁启德大致浏览了文章的内容，把一张打印纸递给了柳迎春。申请书的内容是这样的：“为了人民医院的名誉，自愿由潘小松大夫主刀心脏二尖瓣置换术，后果自负。张文。”
“梁院长，这也太夸张了吧。”柳迎春阅后有些不以为然，“张文是祁汉忠的媳妇吧。这个愚蠢的家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智商太低，在医务科呆不下去，让张文出面做这种性质的病人？”梁启德听她这么一分析，眉头皱了起来：“你为什么要这么想问题？”柳迎春瞥了一眼梁启德，意识到自己的分析在他那里属于劣质思维的范畴，更正道：“我错了，梁院长。咱换个说法吧，你对这台手术有把握吗？如果成功了，我再写篇文章，吸引更多的病人来这里手术。一个优秀的外科大夫，一台手术的成功可以把人民医院的声誉带动起来。当然，也少不了媒体的宣传。”过了一会，她问，“张文什么时候手术？”
“还没定。”梁启德说，“她已经入住心外科，潘小松大夫正为她的手术做准备。迎春记者，手术的当天，我希望你能穿上隔离衣，到手术间观摩手术的整个过程。”像遭遇了恐怖事件似的，柳迎春立刻拒绝道：“我可不想直面人类胸腔里的脏器，尤其是心脏。我听到过心外科大夫这样的形容：看到伟大的心脏由跳动而减缓为静止状态，人会恐怖生命的渺小与脆弱，会想到别让它太累，可又做不到这一点。人在生活，身不由己。在累与别活得太累之间，没有多少人会长期维持在不累的状态。就像人是社会人，又是自然人一样。”
“有道理。”梁启德说，“看来，你与哲学有缘。生活中的牵挂，责任，爱和烦恼总能引领着我们进入生命中能承受之重的有为状态。”
“同志，我总算见到同志了。”柳迎春作秀似的与梁启德握了握手，开始动手为他清理办公桌上的东西。首先，她从一堆过期的报纸里翻出了父亲柳松仁为李荷写的病历，说：“偏权型的精神分裂症，我父亲的诊断水平还可以吧。”紧接着，她手抖着从报纸堆里翻出了另一张复印纸，她的脸黑了下来，“这封匿名信很可能是刘希克写的。”阅后又说，“我敢肯定是他写的。我父亲跟李荷冲突最关键时，这家伙的匿名信帮了李荷大忙，就是所谓的热水器事件。”由于柳松仁曾为院长，她比人民医院里的一般职工更清楚院里的内幕，“老鼠屎往往会坏掉一锅粥。”
“咣——”一声巨响，门外的痰盂不知被谁弄翻了。柳迎春想出去看个究竟，梁启德用手势制止了她。大约五分钟后，内部的电话铃声响了，梁启德刚拿起话筒，李荷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我刚刚从外面回来，祁汉忠就找来了。你过来吧，一起听听。”
“此地无银三百两。”柳迎春站在桌旁，听到了电话的内容，以轻视的口气说道，“她活得也太累了，就是她弄翻的痰盂，却偏偏说刚从外面回来。梁院长，你快过去吧，我帮你清理办公桌。”37
就在梁启德与柳迎春交谈的同时，祁汉忠一脸沉重表情地找李荷谈话。他不肯坐下来，宁愿站在桌旁，尽量地离李荷近一些。
“李荷院长，非常抱歉。”他的脸低垂着，用拳头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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