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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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乡》


前言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十几年前，我曾在上海进行过采访。那次采访是想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登陆残杀许多中国老百姓的事件为题材写报告文学。　

在日本军队当时犯下暴行的纺织厂里，我找到了当年在纱厂工作的女工，询问日军入侵时的事情。当年年轻的女工现已垂垂老矣。她们对我的采访并不太积极配合。我的确是日本人的一员，但我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是为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才想得到女工们的证词。尽管如此，当女工们知道我是日本人时，还是面无表情，只是出于礼貌适可而止地谈了当时的感受。　

可是有一天当我的女翻译向那些女工们介绍说“这位就是电影《望乡》的原作者”时，满座皆惊。此后我的采访便变得十分顺利了。通过这件事我得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日本电影《望乡》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日本电影《望乡》由熊井启导演，田中绢代、栗原小卷主演，在日本电影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想到这部电影在中国有那么多现众，并为众人所熟知，我觉得万分高兴！　

这次翻译出版的《望乡》是电影《望乡》的原型报告文学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文序章）》（一九七二年筑摩书房）和其续篇《山打粮的墓》（一九七四年文艺春秋）的合集。《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的纪实文学，《山打根的墓》则是与《望乡》有关的记述。　

回想起来，在我写这些报告文学时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当我把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书稿拿给两三家出版社看时，他们回绝了我并说没有人想看有关过去海外日本妓女的书。后来，一家大出版社终于点头，可是编辑却提出一个条件，把《序章》和《尾声》删掉，再把女主人公卖身的生活充实一下。《序章》谈了我为什么研究海外日本妓女，涉及了研究的动机并阐述了其意义，《尾声》则探讨了妇女问题的本质，做出理论方面的结论。如果把这两个章节都删去，再增加女主人公卖身生涯的内容的话就成了黄色报道了。因此，我决定不在这家大出版社出我的书。　

书稿又回到我家的壁柜里闲置了好几年。有一次我将有关女性史的善本书借给文艺评论家白井吉尼先生，此后和他慢慢熟悉起来。《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他的肯定，由于他的帮助，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了这本书。序章被全文保留了。　

书的内容并不轻松，描写的都是苦难的事件和令人悲伤的内容。出版社认为销路不大，故而不但印数很少，也没有做广告、宣传。可是读者信手取来阅读之后却说：“止不住地流泪，但即便流泪也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它。”他们又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宣传。这样，这本书在短时间内又再版了好多次。第二年春天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项。该书受到好评，成为畅销书。　

今年距该书第一版发行的日子已有二十五年了。其间《山打根八号娼馆》与《山打根的墓》在日本国内不但作为文库版（小型本）出版，并由熊井启导演搬上银幕，文化座剧团还把它改编成了话剧。电影《望乡》除在中国上映外还在东南亚、美国上演，听说获得了广泛好评。文化座剧团这个剧目曾两度在日本国内上演，今年六月即将在中国演出。　

由于读者的喜爱，《山打根八号娼馆》于八十年代被译成泰国语和韩语。英译本也即将在美国出版。这次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喜爱中国文化的我来说是件大喜事，心中十分愉快。　

在此我感谢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校长水田宗子女士，是她促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去年九月水田女士请我到她的学校参加“日中女性学研讨会”并做基调报告。在招待会上她介绍我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先生，陈晖、吕莉、张玉兰等女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生林祁，女作家徐坤等。如没有陈女士的大力帮助交涉出版事宜的书信来往，本书的出版就不会如此顺利。　

我青年时代努力拼搏写出的这本《望乡》即将在中国出版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喜欢它。　

　山崎朋子　

　一九九七年四月　

　日本　东京　

序章——底层女性史



当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一群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幅涂抹不去的图画。那是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在天草下岛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见到的。那时我为寻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担心这次旅行还是一无所获。可能是为了驱除这种不安，一下公共汽车我立刻走向比老百姓平屋顶高出一截的高耸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余光横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说见不到大人，连游戏的孩子们的影子都见不到。崎津小镇死一样的寂静。天主堂的后边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镜子一样平静的海湾里。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只作为一个单纯的旅游者，真该感谢这幅美景，心情会很舒畅。但我远道来访的目的，是亲自探访曾经流浪海外被迫卖身的天草的同性们，倾听她们真实的声音，会见她们真实的面容。这幅静穆而瑰丽的风景，不知为什么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凉。　

这种悲凉之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深邃。正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一位专心祈祷的老农妇。　

我从打开的门走进天主堂，用习惯了外部光线的眼睛去看内部的情形，有如进人无人之境。当我感知祭坛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时，我确信它是一尊与人等身大的祈祷姿势的石像。一个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两手合十的老妇人，长久地不出一声，身体也一动不动。当我习惯了天主堂内部昏暗的光线，我的目光缓缓移向正面的基督受难像、马利亚像、祭坛的蜡烛、两侧窗的彩色玻璃时，我才确认了那个被我当作石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农妇。我对自己的迁感到吃惊。我被那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的农妇深深感动了。看上去，农妇的年龄在七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在天草两岛和岛原半岛无声无息地度过余年的“南洋姐”们现在的年龄都应是七十岁以上啦。这位像石像一样祈祷的老农妇也许是过去去海外谋生的妓女——这么想当然是十分武断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向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事隔四年，她的脸依然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几条粗糙的皱纹刻在脸上，手指短而骨节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补丁。若服装显示了她生活的贫困，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话，那么她虔诚祈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消灭人的原罪的那种观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贫之中切望上苍能帮她摆脱贫困。　

“南洋姐”这个称呼，用汉字写出来可以写成“唐国行”。“唐国行”是指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坛前像石像一般祈祷的老农妇对人生苦难的无声控诉恰是“南洋姐”们的心声！　

　

①本书中多用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明治期为公元1868…1912，大正期为912…1926，昭和期为1926…1989——译者注。　

红日西沉，天主堂内逐渐暗了下去，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听懂这位老农妇的祈愿，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应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农妇结束了祈祷，收拾了玫瑰念珠，向我点了点头，离开天主堂后，我还呆站在那里。　

读者一定会想，关于女性问题方方面面有许多可研究的，你为什么那么执拗于人们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过去从天草、岛原的乡村被卖出去的当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阶级和性的压迫下长期受苦受难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们象征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历史文献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今天的历史全集，多出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传入日本后，历史才开始了工人农民的书写，但是仍固执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日本战败，女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才有了保障，才有了女性史。但我认为那些女性史除少数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事迹，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在感情上自我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表达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塚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它们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从这些女性史中读不到无数活着或死去的底层女性的生活和苦闷心态。　

我并不否定女性精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学问，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她们有着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极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农女性则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块。了解这些底层女性的实际生活，书写她们悲欢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历史。　

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对过去的女性史进行批判，就必须写出一本女性通史来。但对我来说现在还力不从心。我想至少先写出底层妇女来与精英女性做对照。于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们。　

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依靠丝织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靠劳动女性的牺牲繁荣起来的。农村的姑娘们为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大阪、长野等纺织中心。对她们的打工生活，据明治三十年的调查，大正末期细井和喜藏写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实写的《啊，野麦岭》都曾有过描写。那些种稻谷却吃不上白米饭、在赤日炎炎下劳作的农妇，那些根本谈不上是煤矿工人、靠手提油灯下到几千米以下的煤矿坑道干活的女采煤工，当然有资格控诉日本近代的繁荣的真相。此外，还有童工和小保姆，她们也是在底层呻吟的女性们。　

她们虽然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生活水平低，但她们还有恋爱结婚的自由。如果说恋爱是一种反映人类内心感情的自由的话，她们至少在这个方面还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出卖劳动力，但是不卖其他的东西。　

可是，妓女们把本应属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性出卖，换取金钱。将以低工资出卖劳动的人和不得不出卖性的人相比，哪一种人更悲惨些？　

当然，都是妓女，其生存与境遇却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头拉客的暗娼。而战前妓女的内容却要复杂一些。艺妓为最上层，她们唱俗谣跳日本舞，在宴会上助兴、卖艺；下层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层有背井离乡被卖到海外，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南洋姐”。这几种妓女哪种生活更悲惨？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追问的话，人们都会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艺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国内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国人，讲同一种语言，有同种的生活感觉。当然，明治初期在开放的港湾城市还有以俄国人为对象的妓女，以及二战后以美国兵为对象的伴伴儿女郎。但她们的对象是外国人里的欧美人，作为追赶欧美的日本人，接这些国家的男人为客，在意识上还没什么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卖到东南亚，那地方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那里比日本文明落后，所以才成了西欧各国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里接的客主要是中国人和各种族的土著居民。当时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见的。这些妓女们又怎能从民族偏见中解放出来呢？把语言不通、肌肤发黑、动作笨手笨脚的土著居民作为卖淫的对象，她们肯定感到一种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仅现实生活悲惨，其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为，近代日本百年历史上作为资本与男性的附属物被损害的是民众女性。民众女性中处境最惨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　

当然，以前也并非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