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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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立刻感觉到这个男人企图讨好他。“这是锤子。”他回答他说。

那些天，天气是如此的寒冷，在洞里的工作冷得让人发木，当我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里抽烟、生火烤我的手套时，都认不出手套了。

一天早晨，转包人来了，他开始卸下我们用来支撑墙壁的模板。领头的是一个长相愚蠢的家伙，边站在一个地方吃烤面圈边对他的手下发号施令。我估计他是一个继承了产业的儿子。气温在零度左右，风很猛烈，他不断告诉他的人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又改变主意，告诉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叫嚣了更多的命令。电动泵由于某种原因坏了，我在水里跪下来检查，看是不是被堵住了。我拔下插头，正要把它重新插上时，他对我叫道：“有人上周做同样的事时触电了。你最好放聪明点。”

我转身看着他。他的四个工人也都停下来看着他。然后，他们转过来看着我。那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我身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我感到他的工人们不敢叫他住嘴，但我可以替他们说。我举起电线使他能看见。我又拿起泵上的插头也使他能看见。然后我插上插头，把它捏在我的手里，直到他转身走开。他的一个工人摇了摇头，窃笑着。感觉真不错。

第二天，当我去上班时，凯尔站在那儿，拿着一个纸袋子。“你在做什么？”他问。

“挖沟。”我说。

“到春天时，你会强壮的。”他说，把袋子递给我。

里面是一双漂亮的工作靴。外面是皮，里面是毛。“我不能要。”我说。

“你必须要。”他说。

第二天，当我爬上梯子给屋顶的边缘涂上一层底漆时，我想着凯尔。那是一段挺长的距离，五十或六十英尺。我一只手抓着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加仑的油漆，想着凯尔说过的话，他说现在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前天，我在我的房子周围看了看，”他沮丧地告诉我，“我认识到我不再拥有任何东西来修复我自己。”在梯子的顶端，我走上了挂在房顶下托座上的木板。我开始漆起来，沿着木板一寸一寸地移动着。不知为何，当我回走半步时，我踩了空。我觉得我的脚后跟悬在了空中，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长时间地不能移动。我站在那里，并没有真的想什么，只是想，慢慢地、小心地蹲下来，然后平躺在木板上，用胳膊抱着木板，在这儿过一个晚上，那该多好啊。

最后，是罗博走出来找的我。那是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时间。“嘿，”他叫我，“你在那上面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走不动了，他站在梯子的底部和我说话，直到我下去。在更衣室里，每个人都轮着讲述他们第一次所发生的事，“我把它叫做十分钟心脏病突发。”罗博说，递给我一瓶啤酒。他见我的手还在发抖，就用他锤子上的夹子替我打开了瓶盖。

就在圣诞节前，我告诉一个朋友关于我在洞里的最后一天的事。不知为何，准备泥土部分的事落到了我的身上，在那个地方，下水管道从别墅的地基墙出来，在洞子被塞满石砾和混凝土前通过洞子。别的人都做其他事去了，所以我锯了一些三角形的木头填隙片，把它们放在管道下，以便管道微微地下倾，离开别墅。然后我用干草盖上了管子。做这事可能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但我手头的这件事可以破坏一个富人的房屋。我所要做的只是改变小填隙片使管道通向别墅。我的小秘密将被埋葬在石砾和混凝土下，在洗手间四十次地发生水灾、工人开始调转下水管道的方向之前，没有人会发现它。“一年前，我想我会这么做的，”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在我被解雇的一段长时间里，我只是想做点什么。”

他耐心地听着，他是一个好心肠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已经付完他住房的分期付款，并存了足够的钱供他的孩子们上大学。然后，他给我写了封漂亮的信，结尾是这么说的：“通过这个冬天的工作，你已从那个以法律的名义拥有这座别墅的富人那里得到了你偿还全部债务的钱。但事实上，你精神上的财富永远比他的要多。”

填洞的那天早晨，我听见有人在说：“喂，史奈德教授，上来一下行吗？”我抬起头，看见我以前一个学生站在那儿。他见我的最后一次时，我在讲爱伦·坡①。我们一起回家。他说他正在找一份非赢利的环境组织的工作。我告诉他我那天埋下水管道的事。“我可以毁掉房主的梦想。”我说。

①爱伦·坡：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我继续走着。“富有的蠢驴，在该死的保护区建造该死的府邸，”他说，“你该绞死他，老兄。”

我们工作中有一次新年聚会。中午，拉里在锯木架上放上一张胶合板，在上面放上比萨饼和啤酒，并发给我们每人一件套头衫，那天余下的时间休息，工钱照付。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搬运2乘8规格的木板。我把一叠木板拖在身后走着时，它们突然变轻了。我回过头，看见比利的儿子，布什校长的孙子，正抓着另一头帮我。

当消息传来说主人两天后要来时，我们都希望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显然，更衣室里的垃圾罐里不能有空啤酒瓶。我的工作是再次清理这个地方，但这次不仅仅是工地，还包括所有周围的财产。我爬上主人的树拿下一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这袋子曾刮进房子里过。我爬行在沼泽地里，为了够着一个斯大洛泡沫咖啡杯，我的一只靴子被吸了下来。

我根本没看见他。我在地下室里和卢克一起漆木板。我一只脚裸着搭在丙烯加热器旁的绝热管上，想使它暖和点，我的左耳上粘着一块凝结了的血，感染正在加剧。两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带着一股扑鼻的香水味出现了。“你们有可以喝的热东西吗？”一个人问。旁边的那位女士提着Gucci①袋，里面装满了精致的样品。我告诉她们我很抱歉。“如果他们在浴室里安上玻璃纤维的水龙头，整个房子就毁了。”我听见这位女士宣称。

①Gucci是一种名牌商标。——译者注

“我们都得负责。”休息时间里，主人给了我们一打烤面圈后，马克在更衣室里说，他和拉里一起研究厨房的蓝图。

“建像这样的房子，”马克继续说，“这么多的材料，这么多的浪费。这么大。我们不再建这样的房子了。什么家伙需要的房子这么大？”

“整个冬天都在做。”罗博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马克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我发现三楼的一个地方在漏水，雨水从房顶上漏下来。地板上有半英寸深的水，我能想到处理这件事的措施只是用雪铲把水舀进一个桶里。我做着，好像我是在一条将要沉没的船上舀水似的。我边做边嘲笑自己，告诉自己水最终会没有的，但我不想抓住这个能使胶合地板坏掉的机会。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我做的事，好几次都大笑出声来。我断定我不是为了主人或为了钱才做这件事的；我的忠诚是因为铺地板所做的艰苦工作。

一月的第二星期末，屋顶板运到了。成百上千盒的雪松屋顶板都是灰色的。我在车库里把它们堆起来，想着几星期的工作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报酬和收入。一个年轻的园林工为躲避寒风到车库里呆了会儿。他问我为拉里、比利工作感觉怎么样。他已经听说过一个油漆承包人的事，因为他不付给他的工人合理的工资而未被聘用，我知道他想知道什么。“我1小时得15美元。”我说。

“难以置信，”他边离开边说，“九年了，我得的只有那一半。”

拉里在车库后开始给我讲解，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示范他希望这事怎么做，怎么划一条粉笔线，然后怎么在木板上钉上钉子作为向导，怎么把房顶板放在木板的边缘一次一块地移动。从第一块房顶板起，我就喜欢上了那样的秩序和工作时缓慢的势头，以及这事完成时所代表的意义。我喜欢手中锤子的重量，喜欢它在寒冷的空气中敲打时坚实的声音。

“我需要产量，”在第一天结束时，拉里对我说。我们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须移动得快一点。”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已变得极端寒冷。我每天早晨开始时，气温都低于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于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颗钉子，有些天，当我看表时，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而我却觉得没法再忍受15分钟的寒冷了。

在车库的山墙端上工作时，进度还要慢，因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锯木顶板，使它能适应房顶的斜坡并和已用钉子钉好的边缘紧密贴合。我用一把小刀来锯，用一把短刨来完成。一天早晨11点时，所有的转包人都回家去了，我们等着这个冬天第一场东北大风的到来。大海被淹没在海雾下，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摆放着山墙端顶端的最后几块屋顶板，这时，拉里走到拐角处。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天开始下雪了。他从他的带子里拿出锤子，我看见他使用饺子来撬我做的屋顶板的边缘。

“我把它们沿角度锯出来的。”我充满希望地说。

“是的，”他说，“但我希望它们在边缘下面。你看，像这样？这是防雨的唯一办法。”他开始用锤子撬掉屋顶板。这发出巨大的噪音，钉子的吱嘎声和顶板折断后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声。我在脑中做着算术——1小时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费的5天。“你必须重做末端，”他说，“不要为此担心。”

这事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个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时间里独自工作着，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进更衣室里吃午饭，听见比利正和拉里说著有关劳动支出的什么事。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了，但我感到问题来了，当拉里告诉我他将暂时辞退我，因为门窗都来迟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须先停止盖房顶板时，我不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没有工作，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直到我走回别墅自愿做垃圾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拉里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见那座别墅的海滨去，去证实门和窗都还没弄好、没有房顶板在盖。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来凑钱支付我们二月的房租，当我打电话问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时，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脚和科伦道别。“擦擦你的嘴，”她说，“上面沾有东西。”

我用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用手和膝盖捡拾别墅和车库内外的每一张纸片、每一块木头。我在捡木屑，告诉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严的，只要它能给你足够的钱支付房租。那个驾驶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过来。“那个送给你靴子的人？”他说，“凯尔？”

“是的。”

“他死了，”他说，“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这又使我感到无助和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远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但当我走进家时，三个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诉我说他们和妈妈一起开车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丛里做什么？”爱琳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卡勒哭着进来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寻着，最后发现了洋娃娃，当我递给她时，她指着一只脚，上面的鞋不见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说。

她点点头，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时，我父亲从费城打来电话。从去年我对他吼叫“要么认可，要么别瞎操心！”起，我们可能只说过两次话。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让我坐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给我放一盘带子，那是他从一个名叫“这儿不再有的东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纪录片上录下来的，一个怀旧主义者看着费城，这个“充满兄弟般友爱的城市”，在那个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带任何恐惧地在大街上行走。我们就此展开了争论；我的父亲诅咒60年代的宽容和放纵——摇滚乐、赌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还有长头发——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时代的英雄——士兵和总统——是我这个时代的恶棍。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他在电话里问我，“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时，人们应该帮助他，直到他站稳脚跟为止。”

“没事，”我说，“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