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史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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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献出去的为什么总是女人？这当然可以用父权制社会形态来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女人似乎并不以此为苦，在宗教热情的驱动下反而有点欣喜若狂。女人被视为“最美好的礼物”献祭给神，其中并没有男人对女人轻侮的含义。正因为如此，印度人在礼拜韦须奴之妻悉檀女神时，供奉给女神的祭品是六位赤裸的行者，他们全都做出奉献自己男根的姿态。土耳其安那托尼亚发掘出一座距今一万年的城市遗址，人们从中发现了当时奉祀女神的神殿，神殿内居然充斥着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雕刻阳_具。霍克斯在《诸神的黎明》一书中解释说，它们是用来取悦女神的。
第三章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
华夏先民不撒谎的年代， 可能应该从女娲和伏羲那阵子算起。
女娲被先民崇拜，
当起于她跟伏羲性交，
繁育了后代。
“补天”之说纯粹是后来整理的“先进事迹”，
至于“抟土造人”，
那更是有意文饰、
歪曲历史了。
《周礼？地官？媒氏》中明确规定，担任“媒氏”一职的官吏，负有这样的职责：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男女在每年春二月的欢会中，可以自由择偶，不受约束地性交，是谓“奔者不禁”。无故不参加交合者，将受到惩罚。官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解决“男女之无夫家者”的性饥渴，使天下得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恤怨旷”，从很久远的时代开始，就成了统治者爱民的政治表达。《管子？入国篇》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政治表达：
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
此处所说的“鳏”“寡”，应该是泛指一切无性伴侣的适婚男女，包括尚未婚配者和死了丈夫或妻子的未亡人。后世所谓“郑卫淫风”，指的就是盛行于郑、卫等国的“合独之风”。史载郑国“于溱、洧两水上举行契礼，即有男女相谑，采兰赠芍之事……”《郑风？溱洧》这样描述了发生在溱、洧之滨的男女欢会：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再如《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宫》等篇章，都能读到与此有关的描述。显然，此举除了含有繁育人口的政治考虑外，首先还是指向怨旷问题的，因为一旦怨旷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实现人和，即安定团结的局面，人和则天时顺，天时顺则五谷丰登。否则，人怨将导致天怒，后果不堪。
把性活动“会男女”，跟告天、祈祷联系起来的原始宗教观念，在东西方文明中都能找到例证，如古希腊农夫在庄稼收割前，把女祭司拖到地窖中轮奸的风俗；非洲原始部落的男子在庆祝丰收时，集体对准尼罗河手淫射精，以祈求来年更大的丰收等等，都属此意。这一遗风在中国延续了很多个世纪，至汉时，《春秋繁露》讲求雨之法，前提之一便是“吏民夫妇皆偶处”；直至梁武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为求雨所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会男女”一条。
仲春之会当然也是渴求生育或祈求多子的愿望表达，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上古生殖崇拜的延续。与仲春之会同时举行的“高之祀”，名义上是皇家祭祀活动，为皇帝祈求多子而设，实际上仍是一种“会男女”的狂欢活动。有学者认为，高之祀可能就是仲春之会的一项内容，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仲春之会的意义既然可以提升到政治表达，皇家岂能不直接参与活动中呢？
据《礼记？月令》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这就是说，高之祀在每年春二月燕子飞来之时举行，届时，天子将亲往；众多的嫔、御等宫廷女眷，也会在后、妃们的率领下参加。看起来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场面热烈非凡，春色无边。但从上述文字看，天子和他的后妃嫔御好像是分散参与的。随后，在这“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中，会出现一种富于性刺激的、“颇涉邪淫”的舞蹈叫“万舞”，很像是印度人在崇祀“约尼”的祭典仪式中跳的那种肚皮舞！
仲春之会的男女狂欢，部分地解释了“圣人无父”的原因，也由此可以证明此风的源远流长。在中国，所有各氏族的祖先中，没有一个能自举他的父亲为谁，也没有任何典籍能指明这些已被异化成神的人物是哪个男人的儿子，但他们却都有母亲——
华胥履大迹而生伏羲、女娲；
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
附宝见闪电绕北斗而生黄帝；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人始祖契；
姜践巨人迹而生周人始祖后稷；
女节梦陨星而生少昊；
女喜吞薏苡而生大禹；
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秦人之先大业……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面那些神话中，殷人之祖契、周人之祖后稷与秦人之祖大业，这三位的母亲怀孕的日子，恰好都在高之祀、仲春之会的日子里；有两位的怀孕，史书明确记载与“玄鸟”有关。其中，简狄与姜同为帝喾的妻子，一个是后，一个是妃。其实，她们的珠胎暗结正是狂欢的结果。所谓“践巨人迹”“吞玄鸟卵”之说，纯系后人以“其父不著”为耻而杜撰出来的文饰之词，同时也含有神化本氏族始祖的意思。但在当时，这种“其父不著”的怀孕却很正常，没有人以为是丑恶的。帝喾一共四位老婆，就有两位婚外得子，而帝喾并未对她们有何惩罚；帝喾嫡生儿子尧帝继位之后，也没有对他的两位庶母有何指责。可见，后妃嫔御跟随天子参与高之祀以祈求多子，在当时已为典章制度所规定；而后妃于狂欢活动之后果然喜得贵子，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至此已可发现，仲春之会、高之祀、合独之风，除了对于未婚男女来说，是为解决“怨旷”问题而设计的社会疏导外，对于并无怨旷问题的男女来说，则从文化上抚慰了他们渴求多配偶的原始性冲动。实际上圣妓的宗教卖淫也有着这样的含义：当群生聚处的杂交时代已成过去、婚姻形态固化了配偶关系之后，先民们以神圣卖淫的形式来纪念性伴数量不受限制的自由性交时代。
这种欢会从上古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史载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等地都是举办仲春之会的传统活动地。近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铸有桑林野合图的汉砖，证实了当年在桑林举办的仲春之会有着极大影响。至于举行高之祀活动的高庙，则历代都设，通常置城南，如汉、晋、隋、唐皆如此。
仲春之会、高之祀以及合独之风所倡的野合，仅只是华夏民族在性的自由化时期中，所作的一种酣畅淋漓的性表达而已。这种表达来自精神世界中非常幽远的性交崇拜和生殖崇拜。这是上古时期河流文化中不可抹杀的辉煌：野合中人们已可看出发达的文明；狂欢里渗透着显著的人文精神。
源于性交崇拜或生殖崇拜的性狂欢风俗，在西方世界则呈现为自发的、不可遏制的性乐狂潮。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官方对此往往进行压制和惩戒，却不仅屡禁屡败，连官方自己也卷入了性乐狂潮中，以致整个国土变成了一张淫乐的大床，最后不得不由宗教来收拾局面——这出悲喜剧发生在著名的罗马人身上。
罗马人跟希腊人同属印欧种族，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从欧洲北部迁徙至意大利半岛，活动在罗马附近。但最早在罗马立国的却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埃特拉斯坎人。公元前6世纪末，拉丁人驱逐了埃特拉斯坎人，接管了这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国家。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有一大特点，那就是非常天真。他们什么都信。所以有人说罗马的神比它的人口还多。
而他们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神，出身非常混乱，有来自埃及的，有来自希腊的，也有来自小亚细亚的，查起谱系来十分复杂。比如说，他们的生殖神公认为匹里亚柏斯，但他们把男性生殖器称做穆丁纽斯（Mutinus），这穆丁纽斯后来又被当做男生殖神加以奉祀；他们放在爱神庙中祭祀的爱西斯，本为埃及的生殖女神，与此对应的应当是埃及太阳神奥赛里斯，然而不是，他们祭祀的是希腊化的奥赛里斯的转型——巴库斯。但罗马人不管这个，他们只要有个狂欢的理由就行。
在当时，罗马城中差不多每条街上都建造了女神庙；雄伟的男根到处耸立，抬头可见。每逢祭祀生殖神，男男女女都裸体跑上大街，相互追逐嬉戏。男人以皮鞭追打裸体的女人们，女人们则故意躲避而实际上渴望被鞭打臀部，因为据说挨过鞭打的女人会有旺盛的生育能力。这种裸戏追逐闹到后来，就会发展为疯狂的群交。即使在没有祭祀活动的日子里，罗马人仍然不断地受到来自环境的性刺激：公共浴室、理发店、面包房、旅店以及很多公共场所，表现性爱的雕塑、壁画、标志琳琅满目，随处可见。
至于罗马的圣妓，最初都集中在维纳斯神庙中。维纳斯（Venus）原本是一位圣妓，实有其人。这位美丽的妓女嬗变为爱神的过程颇为复杂曲折，在此不必穷究。但维纳斯女神出身于人间这个事实使得关于她的神话充满了人情味，而她的形象也因此变得格外可爱可亲。但维纳斯在后来形成的英语中似乎成了污点：以V字打头并靠近“维纳斯”（Venus）的，意思都有些不妙，如Venal（贪污）、Vend（出卖）、Veneer（矫饰、虚饰、外表）、Venery（性欲放纵）、Vengeance（报复、报仇）、Venture（投机、冒险）……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推想到，也许维纳斯当初确实就是个妓女，但也可以由此看出，希腊罗马文明是如何在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掉价的。维纳斯，这个十分美好的形象，就因为是从妓女中脱颖而出的，竟在公元5世纪才形成的英语中沦落为贬义词了！这事要被操古拉丁语的罗马人知道了，不跑去把条顿人揍扁才怪！
不过在当时尚未出现维纳斯的名誉问题。在政府多次禁止宗教卖淫均告失败的情况下，罗马官方只好宣布卖淫是合法的，但妓女必须在神圣的场所从事活动，并缴纳高额所得税。于是圣妓们纷纷离开了固定的神庙，转业到了民间——罗马是个思想非常自由的地方，有数不清的神明、宗教、偶像，也就有数不清的“神圣场所”，结果是官方规定形同虚设，罗马妓业从此进入天高任鸟飞的空前繁荣期；狎妓，成为罗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三章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
从以上用法中可见，“淫”不包含以性为丑恶、以性为罪愆的意思。淫字字义的转化，是大文化开始禁锢性欲求的结果。然而，禁锢与开放相较，后者的历史要漫长得多，渊源要深远得多。流风所及，便有些无孔不入了。因而人们仍有可能从丰富的史料中，洞烛一度被后世封杀的历史。汉代首倡《五经》，立于学官；唐益为《九经》，以之取士；至宋，以朱熹为主编更定为《十三经》，儒家十三部文献取得了经典地位。在这一筛选过程中，虽时有取舍，但《春秋》三传始终都在选取之列。而正是在《春秋》中，保留了大量涉性的记载，从而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性风俗以及社会的性观念：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春秋左传？宣公九年》）
陈灵公与他的两名臣子孔宁和仪行父，先后与已故大夫夏御叔孀居的妻子夏姬私通。夏姬，本为郑穆公之女，郑国素有淫风，此女未嫁时，在郑国先已跟自己的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嫁至陈国后仍不免风骚放浪，时时红杏出墙。在她的儿子夏征舒十二岁时，丈夫夏御叔去世。夏姬益发放荡，每于幽会后以内衣赠送情人。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俱获所赠，所以穿上它在朝堂之上相谑为笑。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陈灵公善两面三刀：一方面“虚心接受”泄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