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三国-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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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部是我们特地设置的，此前各朝没有设单独的商部，以后各朝也没有，直到现代才有。我们这样作一方面可以把收入与支出分开，另一方面，商部设为六部之一，可以让发展商业的声音响亮一些，以确保我们大力发展商业的政策实施。
至于军队方面，我们设立大司令这一官职，主管号令海军，骑军，步军三军。下设军机处，管理军队调动权，即军令权，军事规划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将军管理；都督处，管理军官任命，军官培训，军校教师与学生，拥有军队人事权，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都督管理；军械处，相当于现在的军队后勤部）。各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龄均明确规定，越是高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龄越高，到了一定年龄，职务升不上去的军官，由政府根据服役年限和官位大小发退役费退役。退役军官可以加入地方治安机构（当巡捕），也可以公民身份参政。
另外，在司法上设立大司刑这一官职，由城主直接任命，主管刑事司法，同时各地治安人员，监狱系统都归大司刑管理，地方官员不再有刑事与民事审判权。这些刑事与民事审判官员均由大司刑在律法考核合格人员中任命。人口少的地方不设专职法官，由上级部门派出巡回法官，每月定期巡回开庭，在未开庭期间犯人由地方监狱收押。所有的审判必须有三位以上公民参加裁决（称陪审官），裁决的结果必须由陪审官做出。所有公民通过律法考核合格，都可申请当陪审官。
同时，我们制定的律法必须严格，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偷一元钱，如果罪名成立就判一天监禁，不管他是情节轻微的偷了这一元钱，还是情节恶劣的偷了这一元钱。我们的法律应该只惩罚犯罪，不惩罚犯罪情节。这样可以防止法官和陪审员勾结起来，收了钱后把杀人犯说成是含着微笑、情节轻微的杀了人，然后为了惩罚他轻微的情节，合法的把他轻微的判决。
与此同时，我们把对官员的监察工作，也交给大司刑。巡回法官四处在民间行走，很容易收集到官员的情报，这些可以直接上报到城主，由城主负责作出处理决定。
对于元老院的功能，我们也做出规定，只有具备公民以上的身份，才可被选举为元老，地方机构选举出的类似元老院的机构称作议政院，当选的议政院人员称为议员。议员也必须有公民以上的身份。议员由当地具有选举权的居民选举产生，每四年换届选举一次，各地主管官员由议员选举产生。法律规定的各级政务行政机关平时可依法而行，但特殊政务必须由地方议政院批准，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方才可实施。
如此，我们的三权分立原则自下而上产生了。人民，一旦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快乐，再想剥夺这种自由，他们会用鲜血来捍卫这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
如此，一个庞大的王朝框架已经搭建起来。
第十节 初到幽州
第十节初到幽州
我来自现代，我常常带着沉重的使命去拷问历史——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数百年间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为什么西方人在短短的几百年间突飞猛进的发展，富国强兵。
最近，我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不同的法理文化开出的不同花朵。
重新解读纷繁复杂的历史，我发现中国始终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西方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却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你的财产我分配，你不愿意我镇压（暴力拆迁，源出于此）；西方人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儒家文化却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西方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公平正义，中国的政治家却习惯了“法即是刑”的理念。
反映到法律宣传上，我们的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不准干什么什么，否则，法律将对你如何如何”；而西方式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有权干什么什么，如果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力，你可依法对他如何如何”。
这两种不用的法律文明结出不同的果实，当然造成了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的结果。
既然明白了这一切，我就不愿再让悲剧重复，我要让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官员，百姓，甚至宗教人士）纳入到法律的管理之下，儒家认为一个人的德性够了，就可以治国了，这以德治国不过是个笑话，谁来管理治国者的德性哪——只有法律，法才是至高无上的。我要以宗教来管理人心，约束人的道德，以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这样一来，即使是宗教，也套上了笼头。
光和五年三月（公元182年），我们经过20天的讨论，终于确立了一系列基本的律法及政府架构。当然，它离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还相差太远，但只要有了最高宗旨，它会不断的完善自我，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会上决定，高堂隆为我们的第一个首相，高山当大司刑，我兼任大司令，我手下学生已开始组建都督处、军机处。
会议结束后，高山立即去青州筹备转运流民，同时他还要在10天内拿出完整的商业发展战略。周毅开始着手设立各类学校，并筹备我们3年后的第一次科举工作。尹东则受命建立各级宗教机构，并组织人手编写完整的宗教教典，设立神学院。我抽身出来，带领饱受管亥摧残的500士卒动身前往幽州治所。
路上，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出发时，为了补偿士卒们受到的摧残，我发给了士卒一些铜钱，这些铜钱都是我们私下铸造的，完全仿照汉朝铜钱的样式。没想到，这种钱币大受商家的欢迎，士兵们找零换回了各式各样的铜钱。我一时好奇，要过几枚铜币看了看，它们多数是大汉朝廷所铸，但颜色不一，大小不一，厚薄不一，居然找不出两枚完全一样的钱币。
询问之下，我才知道，大汉此时铜钱贬值，各地私铸的铜钱泛滥，虽然私钱都采用汉朝廷铜钱的样式，但含铜量各不相同，其中以大汉朝廷的铜币含铜量最低，所以其他铜币就可以公然流通。
同时，各种铜币间兑换率也不统一，甚至只相隔一个城镇，兑换率也大有差别。我们的铜币由于含铜量高，所以大受欢迎。
这让我想起历史，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一共铸造铜钱二百八十“亿万”，280亿万就是2800亿。东汉的铜钱流通量多，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汉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造成铜钱大量贬值。
看来，我们这次会议，疏忽了币值统一问题，不统一币值，商业无法大发展，大汉朝廷不懂量入为出，平衡国家收支，是因为掌权者都不懂数学，官吏们的知识就是识字和做诗，既然我们有一批学数学的人才，就一定让他们懂得量入为出，平衡国家收支的道理。
为此，我们还要迅速确立三级钱币制度。汉朝银子还没有成为货币，我们可把银子加入我们的货币体系，为了防止今后各地在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私铸钱币，造成中央财政紊乱，我们必须利用我们先进的铸造工艺，铸造出三级货币——金币、银币、铜币，同时公开公布统一的、可自由浮动的货币兑换率，没有经政府确认兑换率的钱币，一律不得流通，同时，零散的金块、银块、铜块也不能当作货币流通，必须在特定的机构把金银铜兑换成钱币，私下兑换货币的商户重罚，判以没收产业，终身不得再经商。不能流通的钱将作为废钱予以没收，持此钱交易者也将判刑。
我又进一步想，这样一来，每月定期公布的货币兑换率的公告，可以作为初级的报纸下发到各级政府、关心它的商铺，上面可以刊登一些典型的案例判决，监督各地司法工作，同时也可在上面发布一些政府公报，以后再慢慢的刊登一些商业信息，广告，再逐渐让报纸脱离官办。这样，舆论监督体系就建成了。一件事情解决两个问题，何乐而不为。
想到这，我立即写信给周毅，要求他立即考虑铸币的事，铸造出的金币要类似于12k金，这样可以让金币坚固耐磨，银币铜币也不要纯银纯铜铸造，币值采用金本位制，一个金币固定兑换一定数量的纯金，与银和铜的兑换率可以上下浮动。钱币采用圆形设计，内为实心，外缘边铸造成36个莲花瓣，寓意36大周天。
我们还可以考虑制作钱匣同时出售，钱匣可以是三排圆柱形组成的一个皮质包，圆柱形大小刚好可以分别放置金银铜币，每排圆柱形外侧开一道槽，打开皮包盖后可以开启小槽，从槽外直接数钱，取出钱币。这样，我们的钱币就有便于携带的优势。币值换算可以考虑规定，一金币兑换100银币，1银币兑换100铜币，一铜币兑换大汉标准铜钱100枚。为了区别金币的黄色，我们把铜币铸成红铜颜色。
令我们想不到的是，此后，由于这种实心铜币含铜纯度高、铸造精美、颜色鲜艳，它的币值也越来越高，最后竟达到1铜币兑换700枚标准的大汉内方外圆式铜钱。这也使我们的铜币由于币值过高，无法作为基准货币使用，最终催生了纸币的诞生。
光和五年三月底，我们到达了蓟县，这里是幽州治所所在，是幽州首府，也是我到三国以来见过的最大城池。
远远望去，这个城无愧于幽州治所的地位，虽然刚经历了张纯叛乱的战火，但依然显得人气旺盛。此刻，正值早春，城野里布满了播种的农夫，大路上来往的商旅各个行色匆匆。只有在残破的城墙上布满的士兵，提醒着人们——战乱还没有过去。
我们的士卒打着“公孙”的旗号，一路上通过了多次查验，所以到了城门口没有受到任何拦阻。站在城门口，我却犯难了，我们的军队要进城了，居然没有人来迎接一下，我们进城后住哪儿，居然没人向我们说一下，这戒备也太松懈了吧。
转过头，我冲着城门口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招了招手。自我们来到城门后，这名军官一直在注意着我，见我招手，他带几个护兵来到了我面前：“大人任何职？”他抢先发问。
“我是公孙伯圭旧友，公孙大人追击乌恒盗匪时路遇我，他将这些士卒交与在下，让我带回幽州，并让我在蓟县等候他回军，公孙大人可曾回来？”我随口回答。
“鄙人是东门城守普裕，大人现在可是白身？”城守立即倨傲起来。
这家伙想干什么，白身的意思是还指没有官职的人，他想让我想他行礼吗？
“原来是普城守，大人可曾听到我的问话”，我强压者怒火，尽量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公孙大人可曾回军幽州。”
普城守把手一摆，满脸不高兴地说：“即是公孙大人托你带回军队来，你就不用下马行礼了，这些士兵原是东门戌卒，今日你交付与我就算完成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我大怒，“混账，公孙大人命我带回这些士卒，待他回来再交付与他，你一个小小城守，竟然如此狂妄，不怕公孙大人回来责罚吗？”不等他回味过来，我马上又说：“前面带路，我要去刺史府拜见刺史大人。”
普裕嚅喏了两下，终于没说什么，转身领我们走进城中。
我们一路向刺史府走去。此刻，身处城内，蓟县这个老妇人就像除去了遮羞布一样，显露在我们面前——街道两边是残破的房屋，墙壁上还留着张开大嘴的窟窿。有些房屋甚至不能说是房子，只有四面或者三面破墙，里面不时走出一两个目光呆滞的妇女与儿童。街道上的行人多数蔽衣烂衫，麻木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路上，我们还不断地看到倒毙在街头的尸体，一两队懒洋洋的士卒把这些尸骨抬上推车。
这就是蓟县，那真实的蓟县。它高大的城墙遮不住在寒冷的早晨发抖的难民，熙来攘往的人群后面是孤苦无依的平民。战火逼使他们拖家带口躲入蓟县，饥饿和寒冷夺取了他们的生命。
看着这一切，我已经出离了愤怒，我无力悲哀，只感到痛，深入骨髓的痛。
“管亥，我们还有多少粮食，留下三日口粮，其余的都分发给居民。”我能力微薄，只有能救多少就救多少人。
“这样吧，你领士卒到公孙府上，找公孙越或者公孙范大人，让他们安排士卒休息。你在公孙府前支一口大锅，熬粥给居民分发。”我略一沉吟，吩咐管亥如此行事。
去年拜访公孙世家时，我与管亥都见过公孙瓒这两个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