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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郑振铎文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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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话记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饿着肚子从晚餐席上跑开了。” 

这是一句隽妙无比的名句;借来形容我们宴会无虚日的交际社会,真是很确切的。 

每一个商人、每—个官僚,每—个略略交际广了些的人,差不多他们的每一个黄昏,都是消磨在酒楼菜馆之中的。有的时候,一个黄昏要赶着去赴三四处的宴会;这些忙碌的交际者真是妓女一样,在这里坐一坐;就走开了,又赶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那一个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赶到再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的肚子定是不会饱的,我想。有几个这样的交际者,当酒阑灯榭,应酬完毕之后,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烧了稀饭来堆补空肠的。 

我们在广漠繁华的上海,简直是一个村气十足的“乡下人”;我们住的是乡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们过的是乡间的生活,一月中难得有几个黄昏是在“应酬”场中度过的。有许多人也许要说我们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个名辞。但我们实在不是如此,我们不过是不惯征逐于酒肉之场,始终保持着不大见世面的“乡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几次,承一二个朋友的好意,邀请我们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个熟人,那一半生客,还要主人介绍或自己去请教尊姓大名,或交换名片,把应有的初见面的应酬的话讷讷的说完了之后,便默默的相对无言了。说的话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泛泛的,是几个音声,由喉咙头溜到口外的而已。过后自己想起那样的敷衍的对话,未免要为之失笑。如此的,说是一个黄昏在繁灯絮语之宴席上度过了,然而那是如何没有生趣的一个黄昏呀? 

有几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没有—个是认识的;请教了姓名之后,也随即忘记了。除了和主人说几句话之外,简直的无从和他们谈起。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行业,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性质的人,有话在口头也不敢随意的高谈起来。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针毡;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来,也不知是什么味儿。终于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撤一个谎,说身体不大好过,或说是还有应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谣言很多的这几天当然是更好托辞了,说我怕戒严提早,要被留在华界之外──虽然这是礼貌的,不大应该的,虽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顾一切的不得不走了。这个黄昏实在是太难挨得过去了!回到家里以后,买了一碗稀饭,即使只有一小盏萝卜干下稀饭,反而觉得舒畅,有意味。 

如果有什么友人做喜事,或寿事,在某某花园,某某旅社的大厅里,大张旗鼓的宴客,不幸我们是被邀请了,更不幸我们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寿,立刻就托辞溜走的,于是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黄昏。常常的张大了两眼,在寻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紧紧的和他们挤在一起,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时,便至少有两三人在一块儿可以谈谈了,不至于一个人独自的局促在一群生面孔的人当中,惶恐而且空虚。当我们两三个人在津津的淡着自己的事时,偶然抬起眼来看着对面的一个坐客,他是凄然无侣的坐着;大家酒杯举了,他也举着;菜来了,一个人说:“请,请,”同时把牙箸伸到盘边,他也说,“请,请,”也同样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没有目的,菜完了,他便局促的独坐着。我们见了他,总要代他难过,然而他终于能够终了席方才起身离座。 

宴会之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将咒诅那第一个发明请客的人;喝酒的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也将打倒杜康与狄奥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会却幸而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还有别的可以引起喝酒的趣味的环境。 

独酌,据说,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时,常见祖父一个人执了一把锡的酒壶,把黄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里,举了杯独酌着;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来夹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饭碗和碗都已放下了,且已离座了,而他却还在举着酒杯,不匆不忙的喝着。他的吃饭,尚在再一个半点钟之后呢。而他喝着酒,颜徽酡着,常常叫道:“孩子,来,”而我们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夹了一块只有他独享着的菜蔬放在我们口中,问道“好吃么?”我们往往以点点头答之,在孙男与孙女中,他特别的喜欢我,叫我前去的时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髻的嘴吻着我的面颊,徽徽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气从他的口鼻中直喷出来。这是使我很难受的。 

这样的,他消磨过了一个中午和一个黄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乐趣。然而回想起来,似乎他那时是非常的高兴,他是陶醉着,为快乐的雾所围着,似乎他的沉重的忧郁都从心上移开了,这里便是他的全个世界,而全个世界也便是他的。 

别一个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的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谈着。有时说着很轻妙的话,说着很可发笑的话,有时是如火如剑的激动的话,有时是深切的论学谈艺的话,有时是随意的取笑着,有时是面红耳热的争辩着,有时是高妙的理想在我们的谈锋上触着,有时是恋爱的遇合与家庭的与个人的身世使我们谈个不休。每个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开了,每个人都把他的向来不肯给人看的面孔显露出来了;每个人都谈着,谈着,谈着,只有更兴奋的谈着,毫不觉得“疲倦”是怎么一个样子。酒是喝得干了,菜是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是谈着,谈着,谈着。那个地方,即使是很喧闹的,很湫狭的,向来所不愿意多坐的,而这时大家却都忘记了这些事,只是谈着,谈着,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起告别的话。要不是为了戒严或家庭的命令,竟不会有人想走开的。虽然这些闲谈都是琐屑之至的,都是无意味的,而我们却已在其间得到宴之趣了;──其实在这些闲谈中,我们是时时可发现许多珠宝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些教益与利益。(“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实在的。” 

不会喝酒的人每每这样的被强迫着而喝了过量的酒。面部红红的,映在灯光之下,是向来所未有的壮美的丰采。‘ 

“圣陶,干一杯,干一杯,”我往往的举起杯来对着他说,我是很喜欢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这样快,喝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在于‘干杯’” 圣陶反抗似的说,然而终于他是一口干了,一杯又是一杯。 

连不会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时,竟也被我们强迫的干了一杯。于是大家哄然的大笑,是发出于心之绝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节,合家团团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几双的红漆筷子,连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着一双筷子,都排着一个座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闹着吵着,母亲和祖母温和的笑着,妻子忙碌着,指挥着厨房中厅堂中仆人们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种融融泄泄的乐趣,为孤独者所妒羡不止的,虽然并没有和同伴们同在时那样的宴之趣。 

还有,一对恋人独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还有,从戏院中偕了妻子出来,同登酒楼喝一二杯酒;还有,伴着祖母或母亲在熊熊的炉火旁边,放了几盏小菜,闲吃着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临其境的人心醉神怡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悼夏丐尊先生


夏丐尊先生(1886…1946)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 “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人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人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人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均见《平屋杂文》)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径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 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招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作乞怜相,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丐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末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末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作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作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撤了谎,说道, “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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