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7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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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袭敌营不克，惧诛亡去。金使来，宰相李邦彦语之曰：“用兵乃李纲、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罢纲，以蔡懋代之。太学生陈东等诣阙上书，明纲无罪。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恚不得报，至杀伤内侍。帝亟召纲，纲入见，泣拜请死。帝亦泣，命纲复为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
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辄施矢石，将士积愤，至是，纲下令能杀敌者厚赏，众无不奋跃。金人惧，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镇诏及亲王为质，乃退师。除纲知枢密院事。纲奏请如澶渊故事，遣兵护送，且戒诸将，可击则击之。乃以兵十万分道并进，将士受命，踊跃以行。先是，金帅粘罕围太原，守将折可求、刘光世军皆败；平阳府义兵亦叛，导金人入南北关，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纲尽遣城下兵追敌，恐仓卒无措，急征诸将还。诸将已追及金人于刑、赵间，遽得还师之命，无不扼腕。比纲力争，复追，而将士解体矣。
诏议迎太上皇帝还京。初，徽宗南幸，童贯、高俅等以兵扈从。既行，闻都城受围，乃止东南邮传及勤王之师。道路籍籍，言贯等为变。陈东上书，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勉、高俅、卢宗原等。议遣聂山为发运使往图之，纲曰：“使山所图果成，震惊太上，此忧在陛下。万一不果，是数人者，挟太上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将何以处之？莫若罢山之行，请于太上去此数人，自可不劳而定。”上从其言。
徽宗还次南都，以书问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吴敏、李纲。或虑太上意有不测，纲请行，曰：“此无他，不过欲知朝廷事尔。”纲至，具道皇帝圣孝思慕，欲以天下养之意，请陛下早还京师。徽宗泣数行下，问：“卿顷以何故去？”纲对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论列水灾，蒙恩宽斧钺之诛，然臣当时所言，以谓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攻围之兆。夫灾异变故，譬犹一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于气色，形于脉息，善医者能知之。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徽宗称善。又询近日都城攻围守御次第，语渐浃洽。徽宗因及行宫止递角等事，曰：“当时恐金人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纲奏：“方艰危时，两宫隔绝，朝廷应副行宫，亦岂能无不至者，在圣度烛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当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诘问之诏，辄忧惧不食。臣窃譬之，家长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从宜措置。长者但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苟诛及细故，则为子弟者，何所逃其责哉？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攻，为宗社计，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上回銮，臣谓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问细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纲，曰：“行宫人得卿来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辅助皇帝、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遂书青史，垂名万世。”纲感泣再拜。
纲还，具道太上意。宰执进迎奉太上仪注，耿南仲议欲屏太上左右，车驾乃进。纲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自诚明而推之，可至于尧、舜；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耿南仲不以尧、舜之道辅陛下，乃暗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适见左司谏陈公辅，乃为李纲结士民伏阙者，乞下御史置对。”上愕然。纲曰：“臣与南仲所论，国事也。南仲乃为此言，臣何敢复有所辨？愿以公辅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余上，不允。
太上皇帝还，纲迎拜国门。翌日，朝龙德宫，退，复上章恳辞。上手诏谕意曰：“乃者敌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谅卿，不足介怀。巨敌方退，正赖卿协济艰难，宜勉为朕留。”纲不得已就职。上备边御敌八事。
时北兵已去，太上还宫，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纲独以为忧，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议调防秋之兵。吴敏乞置详议司检详法制，以革弊政，诏以纲为提举官，南仲沮止之。纲奏：“边患方棘，调度不给，宜稍抑冒滥，以足国用。谓如节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勋臣，今皆以戚里恩泽得之；堂吏转官止于正郎，崇、观间始转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复旧制。”执政揭其奏通衢，以纲得士民心，欲因此离之。会守御司奏补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专权，浸不可长”语。纲奏：“顷得旨给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劳当补官，故具奏闻，乃遵上旨，非专权也。”
时太原围未解，种师中战没，师道病归，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纲不可。”上以纲为河东、北宣抚使。纲言：“臣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因拜辞，不许。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余上，不允。台谏言纲不可去朝廷，上以其为大臣游说，斥之。或谓纲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耳。公坚卧不起，谗者益肆，上怒且不测，奈何？”许翰书：“杜邮”二字遗纲，纲皇恐受命。上手书《裴度传》以赐，纲言：“吴元济以区区环蔡之地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扫除，小人在朝，蠹害难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长，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因书裴度论元稹、魏洪简章疏要语以进，上优诏答之。
宣抚司兵仅万二千人，庶事未集，纲乞展行期。御批以为迁延拒命，纲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方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无乃不可乎？愿乞骸骨，解枢管之任。”上趣召数四，曰：“卿为朕巡边，便可还朝。”纲曰：“臣之行，无复还之理。昔范仲淹以参政出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夷简曰：‘参政岂可复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后，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臣当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上为之感动。及陛辞，言唐恪、聂山之奸，任之不已，后必误国。
进至河阳，望拜诸陵，复上奏曰：“臣总师出巩、洛，望拜陵寝，潸然出涕。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适丁艰难之秋，强敌内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厉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九庙之灵，下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
行次怀州，有诏罢减所起兵纲奏曰：“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师果能足用，不可保无敌骑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几，朝廷尽改前诏，所团结之兵，悉罢减之。今河北、河东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骑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诚不足以任此。且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疏上，不报。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围，而诸将承受御画，事皆专达，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纲上疏，极谏节制不专之弊。
时方议和，诏止纲进兵。未几，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而进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谪置涪州。纲闻之，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即上奏丐罢。乃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司事，召纲赴阙。寻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纲具奏辞免。未几，以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
金兵再至，上悟和议之非，除纲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纲行次长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军，为金人所惮，求遣肃王代之。至是，康王开大元帅府，承制复纲故官，且贻书曰：“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
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中丞颜岐奏曰：“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语塞而退。岐犹遣人封其章示纲，觊以沮其来。上闻纲且至，遣官迎劳，锡宴，趣见于内殿。纲见上，涕泗交集，上为动容。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阙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且臣在道，颜岐尝封示论臣章，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宜为所恶。然谓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因力辞。帝为出范宗尹知舒州。颜岐与祠。纲犹力辞，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辞。”纲顿首泣谢，云：
臣愚陋无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颠持危，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无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孤立寡与，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得以尽志毕虑，虽死无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乾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一曰议国是。谓中国之御四裔，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三日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例程。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
四曰议僭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刑，垂戒万世。
五曰议伪命。谓国家更大变，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为伪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励士风。
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
七曰议守。谓敌情狡狯，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九曰议久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着，宜慎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
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
翌日，班纲议于朝，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纲言：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易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勤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请元佑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
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嫉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府恕之，私也，天下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杀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敌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
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时执政中有论不同者，上乃召黄潜善等语之。潜善主邦昌甚力，上顾吕好问曰：“卿昨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何如？”好问附潜善，持两端，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