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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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又从茅庐搬回来一只绿色彩陶的小麒麟，加上一只照片中也有的大土坛——早年腌菜用的。土坛上宽下窄，四个耳朵放在肩上作为装饰，那线条优美又丰满。

我当当心心的管理好自己，不敢在收集这些民艺品上放进野心，只把这份兴趣当成生活中的平常部份。也就是说，不贪心。

对于收来的一些民俗品，想来想去，看不厌的就是瓮。每一个瓮，看来不是腌菜的就是发豆芽的，或说做别的用处的。可是它们色彩不同、尺寸有异、形状更不一样，加上它们曾经是一种民间用品，在精神上，透着满满的生活情调，也饱露着最最淳朴的泥土风味，一种“人”的亲切，就在里面，这“人”，就是早年的普通人，他们穿衣、吃饭、腌碱菜，如同我们一般。于是，在这无底洞也似的古董、民俗品里，我下决心只收一种东西——瓮。

茅庐的可亲可爱，在于它慢慢成了社区内一个随时可去的地方。繁忙的生活中，只要有一小时空闲，不必事先约会，不必打扮，一双球鞋能能够走过去坐坐。也因为如此，认识了在复兴中学教书的国文老师——陈达镇。

陈老师收藏的古董多、古书多，人也那么闲云野鹤似的。看到他，总想起亮轩。这两人，相似之处很多，包括说话的口气。

陈老师的古董放在他家里，他，当然又是个邻居。我们这条一百三十三巷，看来平常，其实卧虎藏龙的，忙不过来。从茅庐，我进入了陈老师的家。

呆看着叫人说不上话来的大批古董和书籍，我有些按捺不住的动心，这很吓人，怕自己发狂。陈老师淡淡的来一句：“浅尝即止，随缘就好——玩嘛！”

我蓦然一下收了心，笑说：“其实，我们以物会友也是非常好玩的。例如说，每星期五，不特别约定必须参加的，每星期五晚上，有空的人，就去茅庐坐一下，每人茶资一百，然后一次拿一样收藏品去，大家欣赏，也可以交换——。”陈老师笑说：“这叫做——献宝。”

想到这种闲散的约会，如果有上三五人，就能度过一段好时光。不必去挤那乱七八糟的交通，只要怀里拿个宝贝，慢慢走过去就得了。那份悠然，神仙也不过如此。

“叫它献宝会。”我说。笑着笑着，想到陈老师可能拿了一只明朝瓷碗去，而我拖个大水缸去献宝的样子，自己先就乐不可支。

茶坊茅庐，被我们做了新的游戏场。

住在这小小的社区里，可以那么生动又活泼的活着，真是哪里也不想去了。人生，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玩它个够本。也是在茅庐里喝茶的时候，把玩了好几块鸡血石的印章，要价低得以为他们弄错了。这，只是把玩，我很坚定的是：只要土坛子。

写着上面的话，我感觉着一份说不出的安然和幸福。那种居住在一群好邻居里的喜悦和安全，都是这一群群淳厚的同胞交付给我的礼物，我不愿离开这儿。

三顾茅庐的故事并没有讲完。三，表示多的意思，我的确去得不少。

照片中一共六样东西：锅仔饭桶、刺绣麒麟、两幅泥金木雕、一只彩陶麒麟、一个大腹土罐子。

这并不表示我只向茅庐买下了这六样，也不表示茅庐只有这一类的东西，他们的家具、古玩、茶壶，以及无数样的宝贝，都在等着人去参观，是一个好去处。

走笔到此，又想到陈达镇老师对茅庐讲的一句话，使我心里快乐。对着那一批批古玩、民艺品，陈老师笑笑的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虽说非常明白这句话，可是我还是想放下这支笔，穿上鞋子，晃到茅庐去看一看，看那一对小石狮子，是被人买走了呢，还是仍旧蹲在那儿——等我。



闪烁的并不是金子

图中那一堆金子都是假的，除了手上的戒指之外。

几年前，我有一个邻居，在加纳利群岛，她的丈夫据说是德国的一个建筑商，生意失败之后远走南美，再没有消息。太太和两个儿子搬来了岛上，从慕尼黑来的。这家人仍然开着朋驰牌轿车，他们的小孩，用汽水打仗——在铺着华丽的波斯地毯上。说是房租学费都付不出了，可是那家的太太总在美容院修指甲做头发，一家三口也老是在外面吃饭。

有一天那家的太太急匆匆的跑到我的家来，硬要把一张波斯地毯卖给我，我跟她说没有能力买那么贵的东西，她流着泪走了。

不久，南美那边汇来一笔钱，这位太太拿它去买了许多鞋子、衣服还有两副金耳环，跑来给我看。那一阵她活得很自弃，也浪费。

过没多久的一个深夜里，她的汽车在海边失火了，许多邻人去救火，仍然烧成了一副骨架，烧的当时，邻居太太拿了照相机在拍，同时大声的哭。过不久，又看见她在餐馆喝酒，脸上笑笑的，身旁坐了一个浪荡子。传说，她在德国领了汽车保险赔偿。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车子失火的那个晚上，一向停车房的汽车会开到海边去，而且火是由后座烧起来的。

当这位太太再来我家的时候，她手中拿着这几副闪着金光的东西，好看，极美的首饰，但那是镀金的。一看就知道是印度的东西。那时候，她说她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我很不情愿的买下了她的三个手镯和一条项链，所费不多。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她再来看我时，脚上多了一双黑底嵌金丝的高跟鞋，问我新鞋好不好看，然后又说她的孩子要饿死了。

后来，我不再理她了，过不久，她去了南美找她的先生。深夜里走的，房租欠了一年没有付。

又过了一个圣诞节，接到一封信，信中照片中的女人居然是那个芳邻，她站在一个木屋前，双手举在头上，很风骚的笑着。

总算对我是有感情的，万水千山寄了封信来。我保存了这几样属于这个德国女子的东西，一直到现在。

图中的戒指，是我自己的一个纪念品，与其他几件无关了。



来生再见

亲爱的江师母，你的灵魂现在是不是正在我的身边，告诉我：“夜深了，三毛不要再熬夜，帅母是癌症过去的，你前两年也得过这个病，不要再累了，快去睡觉，身体要紧。而你脖子上肿出来的硬块，怎么还不去看医生？师母忧急你的健康，你为什么却在深夜里动笔在写我，快快去睡吧——。”

我看着这张玉坠子和桃源石的印章照片，心里涌出来的却是你漫无边际对我的爱以及我对你的怀念。一年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师母，你以为我忘记了你吗？

初识师母是在东海大学一场演讲的事后，校方招待晚饭，快结束的时候，你由丈夫——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江举谦先生引着进入了餐厅，你走上来拉住我的手，说是我的读者。

那一刻，我被你其淡如菊的气质和美丽震住了，呆呆的盯住你凝望，不知说什么才是。

也许是前世的缘分未了，自从我们相识之后，发觉两人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从剪裁衣服、煮菜、爱穿长裙子、爱美术、喜欢熬夜、酷爱读书，到逛夜市、吃日本菜、养花、种菜，甚而偶发的童心大发跑去看人开标卖玉，都是相同的。

我虽然口中叫你师母，其实心里相处得如同姊妹，我们一个在国外或台北，一个在台中的东海校园，可是只要想念，就会跑来跑去的尽可能一同像孩子般的玩耍。你的衣服分给我穿，你的玉石和印章，慷慨的送给我。只要我去台中，我们必然夜谈到天亮，不管老师在卧室里一遍又一遍叫喊着：“去睡啦！不要再讲话啦——”我们还是不理他。等他睡着了，两个人一人一杯乌梅酒喝喝谈谈，不到天亮不肯去睡。

只要我去了台中，我们必去你的故乡竹山找三姨，我跟着你的孩子叫三姨，那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姨，被我叫成了亲戚。

师母，你喜欢看我打扮，也喜欢看见我快乐，无论什么心事，除了对小丁神父，我就只对你一个人说。如果不能见面，我们来来往往的书信就跑坏了邮差先生，在国外，只要我不写信，你就每天在邮差抵达的时刻不停的张望。

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外型，你的美，蕴含着近乎日本女子的贤淑与温柔，我的身上，看见的只是牛仔裙上的风尘。

可是我们的灵魂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却是呼应不息的。

去年的春天，老师一个电话将我急出的眼泪，老师说你头痛痛昏了过去，被救护车送到了大医院来。我匆匆的赶了去，你的神志还算清楚，只对我说：“师母前五年开过癌症以后没有肯听医生的话每三个月做一次追踪检查。你千万不能大意，什么事都可以放下，医生一定要去看的，我知道你没有去，你是听话不听话？”

那日我看你神情和脸色还是不差，心里骗着自己；你的头痛只是一时的，不会有大事。可是老师在病房外抱着我痛哭的当时，我猜你的癌细胞已经到了脑子。

那时候我工作忙碌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可是我每天跑一次台大医院去握住你的手。你拉着我胡言乱语起来，不肯起床吃东西。我试着喂你，哄你，你将身子背过去不看我，说病人不好看。那天清晨，你突然昏迷了，我赶去时，手术房里开脑的手术刚刚结束。而前一天，你那么爱美的人，不怕开刀，只说没有了头发叫我替你去找一顶假发。我含着泪与你笑谈假发的样子，然对跑出病房外面擦去眼泪。

那么多深爱你的人在外面守护着开过刀的你，加护病房没有人可以进去，我偷穿了一件蓝色的制服——工作人员脱下来的，混到加护病室一个床一个床的去找你。你清醒了，喊了一声“三毛”，我将手指张开，问你能不能数，你说是“五”，我又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

那时候，我手边三本书一起要出版，加上母亲也在荣总同时开刀，而我又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时候正在整理剪裁丁神父的那本《刹那时光》，同时，滚石唱片公司的一张唱片歌词也已经开始修改。在这么重的工作里，我压积着对母亲和对师母你的病况，几乎日日夜夜含着泪在工作的空档里分秒必争，在荣总和台大医院两个地方来回奔跑。

那时候，母亲康复出院了，师母你，却发觉肺部也有癌细胞和肿瘤。我一日一日的进出医院，总是笑着进去看你、抱你，出来时在电梯里痛哭。

我问护士小姐开肺的人事后麻醉过了痛不痛苦，护士诚实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大男人也要痛得在叫的。我又因为不能代你去痛而涌出了眼泪。

十天之后，你开脑再开肺，那个医院，好似再也走不出来。回想到因为我个人的忙碌，在你前几年健康情形尚好的时候，无法分出过多的时间给你而自责甚深。因为我知道你是那么渴望的与我相处，而我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开肺以后的一天，师母你突然跟我讲起蒋勋，那时他正去东海做了美术系主任，你说：“蒋勋是一个懂得美的人。”我欣喜你放开了数月与病的挣扎，说出了这样如同我们过去的谈话形式来，我以为你可能就此慢慢康复，而当时的我，却因工作和心理，里外相熬，已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有一阵，快二十天吧，我病倒了下来，不能睡、无法吃、止不住的痛哭、记忆力已丧失到无法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病引出了父亲、母亲的焦虑，而我，除了喊累之外，就是不能控制的大哭和想自杀。

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天师母你的孩子惠民打电话来，说师母你已昏迷，不能救了。

我撑着身子坐计程车去看你，你的手上还在打点滴，可是眼睛闭着，我轻轻的将脸贴在你的脸上，我的泪流在你的颊上，我喊你：“师母、师母。”你不回答我。护士小姐进来请我离开，我舍不得走，我抱着你，你没有动静，我跟你说：“师母，你怪过我这几天的不来看你吧？你一定在伤心我的不来，现在我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护士小姐强迫我走开，我再度亲亲你那依旧美丽的脸孔，哽着声音，向你说：“那么我们暂别了，师母，我的好朋友，这一条路，谁陪你去呢？”

出了病房，我坐在台大医院边门的石阶上埋头痛哭，想到你跟我那份不可解的友情，我实在是舍不下你那么孤孤单单的上路。

那个黄昏，我上车，计程车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发觉我的脑中又是一片空白，我不能记得父母家住在哪条街、哪条巷子。我在车中坐着流泪，讲不出要去的地名。我下车，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发觉自己的身体好似被一个灵魂附住了似的痛苦难当，我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我靠住一个电线杆呕吐，那时候，我记起了自己独住的家在什么地方，我喊了车子带我回去，在那份无以名之的痛苦之夜里，我的视力越来越朦胧，我一直全身发抖和抽筋，我等到天刚亮，挣扎着打电话去光启社给丁松青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