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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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３１１年洛阳沦陷，３１７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宁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３６９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麻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奔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数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团体也祀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十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的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美术化。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13、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公元２９０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向他禅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１５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３世纪之末至４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司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２７７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国”，盆置于今日之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MarieAntoi…te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２７７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的说：“王不之国，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耕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３０２年齐王同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后１６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３０４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２２０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