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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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卒于公元前４７９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３３６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６７年，又１１５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02、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