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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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还是输入中华文化的那股豪气，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有点混沌，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是指此。　

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　

自从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请注意，这不再是政治意义上，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这是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　

由此我要从更深邃的层面上来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结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参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其实，隋炀帝杨广的母亲已经是鲜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算是“河南洛阳”。我们记得，这是出于孝文帝拓跋宏的设计。至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这位孝文帝的远见了，他以最温柔、最切实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　

这条路的开始有点窄，有点偏，有点险，但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听说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山麓上发现了一个俗称“嘎仙洞”的所在，一位考古学女教授刮去洞壁上的一片泥苔，露出石碑，惊喜地发现这正是《魏书》上记载的“鲜卑石室”——鲜卑族先祖的祭坛所在，也可以说是鲜卑族的起始圣地。闻讯后我曾三次前往，每次都因交通、气候方面的原因未能最终抵达。当地的朋友奇怪我为什么对一个不大的石洞如此痴迷，我说，那里有大唐的基因。　

自然，我还会去。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正是北魏的两个首都所在地。北魏的迁都之路，由这两座石窟作为标志。　

我很想对它们做一点描写，好让那些过于沉醉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人士有一点震动。但是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因为在云冈和龙门之前，文字是不太有用的。手边有一个证据，女作家冰心年轻时曾与友人一起风尘仆仆地去瞻仰过一次云冈石窟，执笔描写时几乎用尽激动的词，差点绕不出来了，最后还是承认文字之无用。她写道：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冰心是熟悉汉族传统文化的，但到了这里显然是被重重地吓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　

既然他们敢于对汉文化放松身段，那么也就必然会对其他文化放松身段。他们成了一个吸纳性极强的“空筐”，什么文化都能在其间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本身缺少文化厚度，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文化体系，这种弱点很快转化成了优点，他们因为较少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于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张罗起来了。　

此间好有一比：一批学养深厚的老者远远近近地散居着，因为各自的背景和重量而互相矜持；突然从外地来了一个自幼失学的年轻壮汉，对谁的学问都谦虚汲取，不存偏见，还有力气把老者们请来请去，结果，以他为中心，连这些老者也渐渐走到一起，一片热闹了。　

这个年轻壮汉，就是鲜卑族拓跋氏。　

热闹的文化盛宴，就是云冈和龙门。　

云冈石窟的最重要开凿总监叫昙曜，直到今天，“昙曜五窟”还光华不减。他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高僧，当年凉州是一个极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攻占凉州后把那里的三万户吏民和数千僧人掠至首都平城（大同），其间有大批雕凿佛教石窟的专家和工匠，昙曜应在其中。因此，云冈石窟有明显的凉州气韵。　

但是，凉州又不仅仅是凉州。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证，凉州的石窟模式中融合了新疆的龟兹（今库车一带）、于阗（今和田一带）的两大系统。而龟兹和于阗，那是真正的西域了，更是连通印度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　

因此，云冈石窟，经由凉州中转，沉淀着一层层悠远的异类文化，简直深不可测。　

例如，今天很多参观者到了云冈石窟，都会惊讶：为什么有那么明显的希腊雕塑（包括希腊神庙大柱）风格？　

对此，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回答：那是受了犍陀罗（Gandhara）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正是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体。　

希腊文化是凭着什么机缘与遥远的印度文化交融的呢？我们要再一次提到那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了。正是他，作为古希腊最有学问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长途东征，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巴比伦、波斯和印度。　

我以前在考察佛教文化时到过现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那里有塞卡普（SirKap）遗址，正是犍陀罗艺术的发祥地。　

在犍陀罗之前，佛教艺术大多以佛塔和其他纪念物为象征，自从亚历山大东征，一大批随军艺术家的到达，佛教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系列从鼻梁、眼窝、嘴唇和下巴都带有欧洲人特征的雕像产生了，并广泛传入中国的西域，如龟兹、于阗地区。为此，我还曾一再到希腊和罗马进行对比性考察。

由此我们知道，云冈石窟既然收纳了凉州、龟兹、于阗，也就无可阻挡地把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也一并收纳了。　

北魏迁都洛阳后，精力投向龙门石窟的建造。龙门石窟继承了云冈石窟的深远度量，但在包容的多种文化中，中华文化的比例明显升高了。　

这就是北魏的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几大重要文化的精粹，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烈烈扬扬。　

这种宏大，举世无匹。　

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的不纯净。　

历来总有不少学者追求华夏文化的纯净，甚至包括语言文字在内。其实，过度纯净就成了玻璃器皿，天天擦拭得玲珑剔透，总也无法改变它的小、薄、脆。不知哪一天，在某次擦拭中可能因稍稍用力过度而裂成碎片，而碎片还会割手。　

何况，玻璃也是化合物质，哪里说得上绝对的纯净？　

北魏，为不纯净的大唐作了最有力的准备。　

那条因为不纯净而变得越来越开阔的大道，有两座雄伟的石窟门廊。如果站在石窟前回首遥望，大兴安岭北部东麓还有一个不大的鲜卑石室。　

一个石室、两座石窟，这是一条全由坚石砌成的大道，坦然于长天大地之间。和它一比，埋藏在书库卷帙中的文化秘径，太琐碎了。　

大道周边，百方来朝，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主动靠近。　

这是一个云蒸霞蔚的文化图像，我每每想起总会产生无限惋叹：人类常常因为一次次的排他性分割，把本该频频出现的大气象葬送了。　

人类总是太聪明，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之后就敏感地与别种文化划出一条条界限，结果，由自我卫护而陷入自我禁锢。　

如果放弃这样的聪明，一切都会改观。　

想起了歌德说的一段话：人类凭着自己的聪明划出了一道道界限，最后又凭着爱，把它们全都推倒。　

推倒各种人为界限后的大地是一幅什么景象？北魏和大唐作出了回答。

60、西天梵音

云冈石窟研究院长张焯先生来信，他们正在对“昙曜五窟”前的树荫广场进行拓建，决定在二十一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两块巨石，并在其中一块巨石上镂刻“西天梵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希望由我来书写。　

我立即理纸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笔书写。写完，面北遐想，满脑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万里黄沙。　

“西天梵音”，当然是说佛教。站在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的惊世石窟前，我想，中国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开僧侣们的深深脚印了。　

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这件事，无论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还是对亚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事件，少之又少。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产生地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穿越后进入的土地，早就有过极其丰厚的文化构建。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生。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钻研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才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西汉末和东汉初之间。　

历来有一些佛教学者出于一种宗教感情，或出于一种猜测性的“想当然”，总想把传入的时间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据的。例如有些著作认为在尧舜时代佛教已经传入，这比佛教在印度诞生的时间还早了一千多年，显然是闹笑话了。《列子》说周穆王时已经在崇拜佛教，还说孔子把佛奉为大圣，也都无法成立，因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后的三百五十多年，释迦牟尼才出世呢。至于孔子奉佛，更毫无证据。也有人说张骞出使西域时已取到了佛经，于永平十八年返回。但我们知道的那个张骞在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而且，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认真地写到过张骞出使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提到此事？　

比来比去，我觉得还是范晔在《后汉书》里的记载比较可靠。那个记载说，世间传闻，汉明帝梦见一个头顶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询问群臣，有个大臣告诉他，那应该是西方的佛。　

汉明帝在位的时间，是公元五十八年至公元七十五年，不知道那个梦是哪一天晚上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询问群臣时，已经有人很明确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见佛教传入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接下来的时间更加重要的了，那就是：汉明帝在公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个人到西域访求佛法，三年后他们与两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阳，还用白马驮回来了经书和佛像。于是，译经开始，并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对于一个极其深厚的宗教来说，光靠这样一次传播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汉代朝野，多数人还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但在西域，佛教的传播已经如火如荼。这种状况激发了两种努力：一种是由东向西继续取经，一种是由西向东不断送经。这两种努力，组成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那些孤独的脚印、殊死的攀越，应该作为第一流的文化壮举而被永久铭记。　

朱士行是汉族僧人向西取经的创始人。他于公元二六○年从长安出发，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历尽艰难到达遥远的于阗，取得经卷六十万言，派弟子送回洛阳，自己则留在于阗，直到八十高龄在那里去世。　

由西向东送经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图澄等。很久以来我一直对鸠摩罗什的经历很感兴趣，因为他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从西域到长安，很多统治者都以抢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学者为荣，不惜为此发动战争。例如长安的前秦统治者苻坚为了抢夺佛学大师道安，竟然在公元三七九年攻打襄阳，达到了目的。道安当时年事已高，到了长安便组织翻译佛经。他告诉苻坚，真正应该请到长安来的，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