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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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唯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废墟，也不是累在死亡。庞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发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来，即便从来没有遇到过火山爆发的城市也都变成了废墟，因此很难再让我们劳于愁思、累于感慨。
但是，有一种震撼却穿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直接抵达我们身上，而且显然还会震撼下去，那就是人类群体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集体死亡、霎时毁灭。
日常生活中的单个死亡、渐次毁灭各有具体原因，而庞贝则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体原因。不管这个人是否心脏有病，那幢楼是否早有裂缝，也不管这家浴室主人与邻居有百年世仇，那两支竞技队的彼此积愤已千钧一发，全部一笔勾销，而且永远也不再留有印痕，一起无病无缝无仇无愤地纳入死亡和毁灭的大网，不得逃遁。因此，走在庞贝废墟间，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不再羼杂，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侥幸。任何游客既是旁观者又不是旁观者，都在暗暗设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发生，例如地震、海啸和我这次出发前刚去过的日本广岛当年突然遭受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作毁灭前后的直接对比。庞贝的毁灭独独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秘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和一座神庙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建筑群，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时代，夜间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么如果灾难来得晚一点，这儿可能出现台上台下混成一体的真正大悲剧。从大剧场观众席上支撑遮阳大篷的柱桩遗迹看，坐在这里看戏的观众会比街上的市民晚一点发现云色的变化、灰潮的飞泻，因此也就迟一步感知灾祸的将临。但一旦发现和感知，状况将更加凄惨。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Ｇ．Ｆｉｏｒｅｌｌｉ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我所看到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因此，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
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Ｇ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Ｇ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Ｃａｅｃｉｌｉｕｓ，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Ｍａｒ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我在几年前曾读到过中国学者朱龙华教授写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对朱教授细致分析的从西塞罗到小普林尼的文学表达方法很感兴趣，后来就在小普林尼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向一位历史学家讲述庞贝灾难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这是人类从这场灾难中唯一接收到的一个现场幸存者的完整叙述，何况他正巧是个散文家，其珍贵程度，自可想像。
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
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
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起的火灾。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别人担心他被埋没，把他叫醒。最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爆发引起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
因此，庞贝灾难的牺牲者，不仅仅是普通市民，至少还有一位，欧洲古代最博学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眯眼远望，看到了中国。
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朱龙华教授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塞里斯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最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
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拥有了先秦诸子以及屈原、司马迁，此时还正在构建自己更系统的精神基座。
“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经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86、都市逻辑
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扛着摄像机正准备作全景式的扫描，便像触电似地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才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两位伙伴与他们作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多的是银行抢劫犯，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保证他们不被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吃惊，但不到几秒钟便立即领悟，领悟了在拒绝背后那张严密的逻辑网络。
按照西方法律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但是，人们不乐意在隐私受到侵犯之后再谋求法律保护，而是希望提存往来的一切环节都能拒绝被侵犯的可能。正是这种希望，构成了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成为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各国客户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就明白了，卢森堡银行为什么要如此严密地提防自己的客户进入别人的摄像镜头。
好像做得有点过火，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微型摄影设备可以不被发觉，但他们从职员到总经理这种以双手阻拦摄像机的大幅度动作其实已经超越实际功能，变成一种表述现代金融逻辑的动作性宣言。
我觉得，这样的小事，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全局震动，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我说，还是受了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这种规则不照顾各种具体的例外，只有无条件服从才能生效。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请他把那种严密的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
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孩子们承受着太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试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
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