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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1章

冰心作品集-第4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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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

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

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

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

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

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

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

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

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

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

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

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

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

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

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

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

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

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

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

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

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

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

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

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

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

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

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

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

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

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头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

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

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

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

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

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

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

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

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

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

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

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

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

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

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

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

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

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

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

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

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

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

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

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

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

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

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

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

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

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

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

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

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

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

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

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

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

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

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

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

发言,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

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文藻恢复

工作后,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就特

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

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

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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