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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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几句，我往往一唱三叹，不能自已！现在，通往台湾这个在
“水中央”的祖国宝岛的道路，已不是道阻且长，而我的“所谓伊人”的朋友们，也不是可
望而不可即的了！相见不远，只在于我们的努力！我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以及许许多多关
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想对你们倾吐，我的在台湾的朋友们、同胞们，让
我们大家都为这伟大的合作尽上最大的力量吧！话短情长，今天先讲到这里，祝你们身体健
康，新年快乐！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少年文艺》编辑部一直让我写《关于儿童散文创作》的文章，我却一直觉得写不出什
么。因为我已经写过《关于散文》这个题目（见去年出版的《小桔灯》），我所能说的也就
是这些了。至于儿童散文，当然就是写给儿童看的散文，要注意到儿童的特点，这似乎也是
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我总感到：讲解一件事物，不能光是空洞地、抽象地讲。没有实物做个
“例子”（这里我避免用“样板”或“榜样”这样的名词，因为它们都有“典型”的嫌
疑），讲的人就讲不出其所以然，听的人也摸不着边际，特别是关于创作，不能不具体地谈
些创作经过，至于主题是否挑选得好，素材的剪裁、取舍是否简练，只能有待于读者的评定
了。
前些日子，我曾为《北京日报》的副刊《广场》写了一篇《孩子们的真心话》。趁着我
记忆犹新，我不妨把这篇东西的素材和我的构思经过，对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认为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为儿
童服务的作品，必须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
关心，而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极其喜欢法国作家都德的那篇《最后一课》，他写
得入情入理，看了使人感激奋发，永远不会忘记！
“四五”运动是声震天地、气壮山河的一次伟大运动，这伟大运动中的各个侧面，都有
许许多多的作者们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来抒写过了。不但现在有许多好作品（《于无声
处》这个话剧，就是一例）产生，将来仍然不断地会有许多好作品，由此产生。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几天里，我只参加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和人民大会堂的追悼总理
的大会，我并没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但是家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几乎是每天都去。一个
孩子回到家来，感动而兴奋地说：“天安门广场上，停着千千万万辆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
然没有人偷，这真是奇迹。总理把人心都变好了！”他这话是有感而言的。在“四人帮”横
行的时候，法纪荡然，偷车还算是违法乱纪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们对于这种“小”坏
事，是常常遇到、听到，而痛心疾首的！因为看到千千万万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被
偷，他由惊讶，而安慰而喜悦，而有了希望，认为有了像总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正大光明
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们的“人心”会“变好”的，我们社会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过两年了，而这孩子的几句话，总在我的脑子里回旋。
新年前，《北京日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来看我，要我给《广场》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逝世
三周年的短文。但是纪念总理的好文章太多了，关于总理的感人事迹也太多了，在我答应她
的时候，对于我要写什么，还一点没有把握。只在元旦那一天，和一位朋友谈到《天安门诗
抄》，引起我“灵机一动”。我就把一些事实串连起来，写成了这一篇。至于素材方面：元
旦那天许多朋友来贺年，这是事实；我替朋友搞一本《天安门诗抄》，也是事实；那个孩子
曾写过抄过许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也是事实，但是他不是写了一本，而是写了三
本！同时，丢了新自行车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虽然他好好的新车上曾丢了
一只铃儿）；那一次带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姨妈。我让他爸爸丢
了车，妈妈带他去，只为的是使这气氛更“紧凑”，更“亲切”一些。
这种以当事人或一个第三者，来叙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写法，我从前也做过。三十年代，
我写过《冬儿姑娘》（见《冰心小说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写过《益西曲珍的话》（发
表在《北京少年》），和《乌兰托娅的话》（发表在《天津文艺》）。
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绣的既不是光采夺目的鸳鸯，
我手里的针，更不是一枚“金”针！但我确是把我的针法讲了出来。因为别人的文章，无论
多好，我也是只能欣赏，不能替他来讲创作经过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腊八粥
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
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
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
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
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
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
俗便在民间通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厨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也是节约的好
办法。最后，她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我伏在
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
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九三○年一月七日逝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
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虽然我凑不上十八种干果，但是孩子
们也还是爱吃的。抗战后南北迁徙，有时还在国外，尤其是最近的十年，我们几乎连个
“家”都没有，也就把“腊八”这个日子淡忘了。
今年“腊八”这一天早晨，我偶然看见我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围在桌旁边，在洗红枣，
剥花生，看见我来了，都抬起头来说：“姥姥，以后我们每年还煮腊八粥吃吧！妈妈说这腊
八粥可好吃啦。您从前是每年都煮的。”我笑了，心想这些孩子们真馋。我说：“那是你妈
妈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在抗战的时候，难得吃到一点甜食，吃腊八粥就成了大典。现在为什
么还找这个麻烦？”
他们彼此对看了一下，低下头去，一个孩子轻轻地说：
“妈妈和姨妈说，您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就每年煮腊八粥，您为了纪念您的母亲，
也每年煮腊八粥。现在我们为了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爷爷，我们也要每年煮腊八粥！
这些红枣、花生、栗子和我们能凑来的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
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他一
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叠得很平整的小日历纸，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下面，印着“农历
乙卯年十二月八日”字样。他把这张小纸送到我眼前说：“您看，这是妈妈保留下来的。周
爷爷的忌辰，就是腊八！”
我没有说什么，只泫然地低下头去，和他们一同剥起花生来。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凌晨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
—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
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
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子修（銮恩）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
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
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
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
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
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
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
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
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
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
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这一年的
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
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
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
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
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帐、要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
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
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
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
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
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
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
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
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
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
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
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
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
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
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
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
《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
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
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
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
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
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
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