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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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宋朝那些说书人不一定是写作家，但他们是出色的编讲家，一样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有的有底稿，更多的没有底稿，说过几次，说得周全完美了，会写的人代他们记录下来，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人小说，伟大的著作。
一个故事一定是越说越圆满、越精采。因为它不断生发，添长枝叶，增加情趣，切合现实。而师傅传给徒弟，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学了去又说、又修改，这就成了多人的集体创作，有很多人的心血、才智放在里边，作品自然就更精采动人，今天流传下来的小说，多一半不是一个人的手笔（或者说不是一个人的口舌）。
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不但是同时代的人的集体创作，而且是历史的、几朝几代的艺人的集体创作。
最好的例子是《水浒传》，当南宋年间发现了《水浒故事》，一时各地流传，你谈我讲，五花八门，成了无数的光彩夺人的片断故事，后来经过一个文人、一个大手笔施耐庵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连贯起来，润色一番，才成了今天的《水浒传》。这中间，从有《水浒传》说到成书，整整经过了四百年（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参加创作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现在我们农村，能写作的人这样少，而经过八年抗日，伟大的农民翻身运动，反顽战争，故事又是这样多，伟大的作品怎么产生呢？宋人说书的热烈运动和创作方法，就很可学习了。
我们农村的能编讲的天才可并不少，他们好讲故事，他们有很多听众，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习惯编讲新的、眼前的故事的习惯。这正像他们还不完全习惯看话剧一样；有的人有个错误观念：以为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搬出来演戏或说书没有劲气，不如陈一陈，过个三五十年，等生活变化了，再讲再演，才引人好奇，觉得新鲜。把艺术创作，看成和陈酒陈醋一样自然是不对的了。
我们提倡好说旧书的人，放下《小五义》、《三侠剑》来编新书，编新故事，把眼前的斗争、眼前的人物、眼前的生活编成各式各样长长短短的故事，来向大众讲说。
说了又改又补充，不久就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我们也就有很多新的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了，他们将代替黄天霸、武松、阮英、贾明、山西雁这些人物，为群众熟悉爱好。
而且各村、各区、各县都编了很多新故事、新平话、新小段，互相生发，互相取舍，互相合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希望，有一部新的《水浒传》，那就是新的《抗日英雄传》、《穷人大翻身传》、《人民战争传》了。我们的伟大时代的伟大小说也就出现了。那些短小的故事，也就会是新社会的《今古奇观》，或是新的“三言”了。
我们希望农村里掀起一个编故事讲故事的新平话运动，它和编写运动相结合，为眼前的斗争服务，为人民利益服务。
这个运动，自然没有减少了我们作家同志们写作的机会，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拿到群众中间去讲说，作为说书人的“话本”，群众也就会给他们补充、修正、改编、综合，作品和群众合作，和说书人合作，以后就成了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同时在他们写作的时候，一想到是要拿给说书人去讲说的，在写作的手法上也就有个准绳了。作家、说书人、群众的结合，是作品成功的道路，中国古已有之，前面我们已经列举过《水浒传》，这是中国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人民文学的丰碑，此外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石玉昆和《三侠五义》，也因为这种结合使得他们的作品永垂不朽。《儿女英雄传》之所以在语言创作上能有那么很好的成就，也是因为作者文康习听说书，很受了人民文学语言的陶染。平话小说脉脉相承的历史，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的主流。
值此空前伟大的人民胜利的时代，人民文学也一定冲刷净非人民反人民的藩篱，而洋洋乎呈现它的伟大面貌的。
1946年——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鲁迅的小说
——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
一思想
鲁迅写小说，是经过长时期的生活积累和思想准备的。他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的时候，年纪已过三十岁。他是抱着崇高的严肃的目的来写小说的，这个思想过程，见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自述。最初，他想用科学拯救祖国，后来又改想用文艺医救人民。这些思想，都不是凭空的偶然的形成，是先经过深刻周密地体验了农村社会的现实，研究了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性格，再用他的思想高度来衡量、批判、要求，才写成作品的。所以，无论在他的哪一篇小说里，都可以看到他的崇高的志愿，也可以看到人民真实的生活和性格。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作家对生活的知识，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两方面都是非常深厚的。长期的生活考察，不断的思想追求，真正为人生的艺术，这就是鲁迅小说成功的基本特点。
我们有些同志写东西，不管怎样说，还常常是抱着为了写东西而写东西的态度，虽然谁也不愿意承认是为艺术而艺术。第一，它表现在写作之前，没有充分的思想的酝酿，常常只是凭着一点朦胧的概念，一句响亮的口号就从事写作了。
思想还没有在作家的心里形成，就奢望自己的作品能教育大众。作者心里还只有一句口号，任你有多大的才能，敷衍成千万言的文字，内容无非还是那么一句口号，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一句口号来得简捷。作者思想水平很低，虽然做出很多架子，要别人承认自己的思想很高，实在也经不起操演。第二，它表现在没有长期的深厚的生活的积累，用来说明自己的思想。研究鲁迅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上的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别是农村各个阶层的生活，见闻如何丰富，知道得多么熟悉。他的作品的思想的高度，就是在熟知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钢，是在自己的炉灶上，用自己的热铁锤炼成的。我们常常是没有炉灶也没有铁，就想打成一把锋利的钢刀。既没有兴建炉灶的决心，也不肯作锤砧敲打的努力。所以，常常是力不从心地失败了。我们最缺乏的还是生活的本钱，不管是关于农民的，或是关于工人的，关于战士的。我们如果能熟知一种，就是说有一样拿手的东西，也就好了。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才能下决心改进。不然就会像一个浪子，虽然口头大方，无奈囊中惭愧，终于会被人识破的。
纪念鲁迅先生，研究他所写的小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为了人民的艺术的严肃性质。在写作之前，在心里发个崇高的、无愧于祖国现实的心愿吧。但心愿是容易发的，困难的还是在深刻地认识一种生活，才能发出那种切合于人民生活实际的心愿。这就需要认真地去熟知生活积累感受，那时才会真正有一个不是口头说的，计划写的，而是见于我们的作品里的具体主题。
二题材
鲁迅的小说里表现的，主要是关于故乡农村的丰富知识。
这种知识，在鲁迅幼年的时期就开始积累了。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抹也抹不掉。这种影响是生活内容的，也是艺术形式的，我们都不自觉地有个地方的色彩。
然而，鲁迅笔下的农村，并不局限在绍兴一处。他的人物，也好像生活在我们的村中。鲁迅自己也说过，他的人物是拼凑起来的，就是说有中国农民的共通的特性。因为鲁迅所关心的不只是他家乡的农民，在写作的时候，着眼的是全国的农民。还不只是农民，在鲁迅的人物的性格里，我们常看出一种普遍的性质，这种性质是由人民的历史的共同的生活决定的。
所以，作家除去熟知一种生活以外，还要有比较全面的生活知识，有关于这个时代的各方面的、各种人物的知识。但必需有一种是主要的，最为作家熟悉。虽然鲁迅说他的人物，嘴在浙江，衣服在山西，但是无论阿Q、小D、孔乙己和祥林嫂，都确实曾有那样一个真人。鲁迅拿他们做模特儿，概括其他。
作家的题材是既要专深，又要宽广。比如我们对农村熟悉，对城市也要知道一些，因为谁也不能限制他所写的农民，在春冬两闲不到北京天津来逛逛。农民或者到天安门参观国庆典礼，或者到天津看望在工厂工作的儿子，有的还要到朝鲜前线支援慰问志愿军。所有这些，都和农村当前的现实生活有关系，是会要写到的。如果一个作家，困守乡村，足不出寨墙一步，那不是有些作茧自缚吗？写城市的自然也要了解农村。
各种见闻，各种知识，对作家都有用。但他也不能只是一个行脚僧，东跑跑西看看就算完成任务，他必须有一个生活的根据地。
表现在鲁迅的小说里的，他的生活根据地，就是他的故乡。对于他的故乡，鲁迅写出了多少不朽的人物和事件啊！他写了城镇乡村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地主豪绅、雇工贫民；
有市镇小商、街道流氓；有没落知识分子、青年革命者。他在这个天地的社会关系上，写出了这些人物，写出他们的思想和形态。总之，他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后，整个农村的动荡的面貌，在每篇小说里都灌注了全部的真实的情感。
写了绍兴一地，就体现了全国的农村，写了辛亥一时，作品就能传流永久，写了一个秃头阿Q，就使人人得到一面镜子。这是生根在一个地方，写出典型人物的范例。
三白描
鲁迅几次说到白描笔法的好处，所谓白描，在写作上，就是避免浮夸，要求简练。但这是很难的。能几笔画出一个人，是要有经验的画家才行。在初学画的时候，一定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不知经过多少次练习，然后才能一笔是一笔。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对生活人物异常熟悉，经过周密观察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先没有观察或不熟悉，面对面工笔细涂，尚且不像，何况白描？
鲁迅的小说，是白描的杰品。研究起来，他的作品，没有过多的风景描写，没有过长的人物对话。不抽象地代言人物的心理，不琐碎地描写人物的装饰。对话、心理、环境和服装，都紧紧扣在人物的行动性格上。一切描写叙述都在显示人物的形象，绝不分散甚或掩蔽人物的形象。都是从人物情节出发，找到的最为特征的表现。
能够做到这样，作家就近于成熟了。从繁琐到单纯，要经过很多苦心。我们要避免的是造作。什么是造作？就是在一个人物之上，强加形容，滥作猜测；在一个环境之上，铺张涂饰，不分黑红。例如一个人物，本无必要，我们却强要他做几个动作，算作描写，以示生动；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本无必要，我们也强要加一两点形容。叙述农民，都是从土地改革以前，说到实现社会主义以后；描写工人，一定依次说完日本、国民党和解放以来的三个时期。
你这样写，我也这样写，就成了曹雪芹说的：一千个人一个面孔，一千个人一个声音。既无情节的不同，也没有性格的差异。这样的描写，繁复或是简略，都成了无谓，和白描的精神是背驰的。
文章里的造作和日常里的造作一样，是因为没有真实的基础。造作的人物，造作的动作和言语，都不是从生活里积累起来，更没有在作家头脑里成熟。都是临时写到了，才勉强添加进去的。它就像坏导演导出来的戏剧一样，虽是满场动作，满台喊声，也只能引起一时的哄笑。
鲁迅的人物，是一色的白描。阿Q、孔乙己不用说了，就是那些很不重要的配角，只要在鲁迅的笔下出现一次，谈吐几声，也便立刻被我们认识，成为永久不磨灭的形象了。对于乡下的一次社戏，儿童们的一次行船，瓜园的一个夜晚，禾场的一个黄昏，一经鲁迅描写，也就成了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民俗学价值的风物断片。
鲁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身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印象是非常鲜明，非常强烈的。所以写出来，就能够真实，能够恰如其分。可以想象，鲁迅平日是如何关心这些农村现象，关心这些人物的命运；对于被剥削迫害的农民，寄予了多么大的真诚的同情；他倾听着农民说话，能立刻理解他们的心情。
所以，白描的功夫，是从对生活，对人民的关心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