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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孙犁散文集-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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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自量,我觉得我是田间的一个战友。抗日战争,敌后文艺工作,不只别人,连我自己,也渐渐淡漠了。但现在,我和田间,是生离死别,不能不想到一些往事。我早晨四点钟起来,写这篇零乱颠倒的文章,眼里饱含泪水。

198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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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远的怀念 关于丁玲



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读高中,那里有个秘密印刷厂,专翻印革命书籍,丁玲的早期小说也在内,我读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这是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崇拜的。过了二年,我在北平流浪,有一次在地摊上买了几期《北斗》杂志,这也是丁玲主编的,她的著名小说《水》,就登在上面。

这几期杂志很完整,也很干净。我想是哪个穷学生,读过以后忍痛卖了。我甚至想,也许是革命组织,故意以这种方式,使这家刊物,广为流传。我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或土地改革时,才失掉了。



不久,丁玲被捕,《现代》杂志上登了她几张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认识了丁玲,还天真地写信问过她,要不要寄她保存。丁玲没有复信,可能是以为我既然爱好它,就自己保存吧。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她的小说《母亲》,我很想买一本,因为经济困难作罢,但借来读过了。同时我读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后者被删了好多处。



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严文井同志带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见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像感冒了,带着口罩,陈明同志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时还不认识我。

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到了冀中,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参加土改,有两篇文章,受了批评。她在信中安慰了我几句,很有感情。



一九五○年,我到北京开会,散会后同魏巍到丁玲家去。

她请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青年作家吃饭,饭菜很丰盛,饭后,我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也是这年冬季,我住在北京文学研究所,等候出差。丁玲是那里的负责人。星期六下午,同院的人都回家去了。丁玲来了,找谁谁不在。我正在房子里看书,听到传达室的人说:

“孙犁……”

丁玲很快回答说:

“孙犁回天津去了。”

传达室的人不说话了,我也就没有出去。我不好见人,丁玲也可能从接触中,了解到我这一弱点。



又过了几年,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天津也去了几个人,我在内。大家都很紧张。在小组会上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

“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我真病了。一九五七年住进北京的红十字会医院,严重神经衰弱。丁玲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湖南医学院的李大夫,进院看病。当年夏季,我转到小汤山疗养,在那里,从广播上听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际。

从此,中断信息很多年。前几年,她到天津来了一次,到家来看了我,我也到旅舍去看望了她和陈明同志。不久我见到了中央给她做的很好的结论,我很高兴。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风云兴会,作家离不开时代。后来的丁玲,屡遭颠踬,社会风尚不断变化,虽然创作不少衰,名声不少减,比起三十年代,文坛上下,对她的热情与瞩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异了。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谨记私人交往过从,以寄哀思。

1986年3月7日下午二时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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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远的怀念 悼曾秀苍

前些日子,听法清说老曾病重,我请邹明和田晓明去看望他一次。回来说,还很清醒。今天法清又来,说是昨晚,老曾过去了。

时值冬初,最近已经有三、四个老朋友相继过去了。

听到老曾的逝世,我很悲痛,想写几句话。但在房间里转了好久,总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没有给人留下过感人至深或轰轰烈烈的印象。

因为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他虽然写了几部很有功力的小说,但在文坛上,并无赫赫之名,也没有报刊登他的照片和吹捧他的文章。他的住所,非常冷落,更形不成什么诱人的沙龙。一些青年男女,甚至可以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但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很尊重他的才学、修养和知识。他的字,写得娟秀无比,他的诗,写得委婉,富有风情。他对朋友,有求必应,应必有信,做事认真,一丝不苟。

他自幼家境不好,上了几年中学,就当小学教师,投稿,考入报社当练习生。他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文人,他只相信,收获是耕耘而来。他知道职业的艰难,应尽的职责。他知道吃饭不易,要努力工作。

他的习惯就是工作,为了工作,求取知识。这就是生活。

他习惯清苦,并不知道什么叫时髦,什么叫人间的享受。有一次,他把一个用了多年的笔洗送给我,说:

“我还有一个好的,已经换上用了,我也该享受享受了。”

换用一个新笔洗,对他就是享受。

有一次,我送给他两锭旧墨,他马上复信,非常感激,好像受宠若惊。我想:如果他突然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会活不下去了。这种人是不能大富大贵的。

正因为如此,他是安分守己的,按部就班的,不作非分之想的。过去,没有从大锅里捞取稠饭自肥;现在,更不会向国家仓库伸手自富。他做梦也不会以权谋私。

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

1987年11月5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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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远的怀念 悼曼晴

最近,使我难过的事,是听到曼晴逝世的消息。

曼晴,在我心中,够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忠厚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负责的人。称之为朋友,称之为战友,称之为同志,都是当之无愧的。

曼晴像一个农民。我同他的交游,已写在《吃粥有感》一文,和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之中。文中记述,一九四○年冬季反扫荡时,我同他结伴,在荒凉、沉寂和恐怖的山沟里活动的情景:一清早上山,拔几个胡萝卜充饥;夜晚,背靠背宿在羊群已经转移的空羊圈里。就在这段时间,我们联名发表了两篇战斗通讯。

这也可以说是战斗。实际上,既没有战斗部队掩护,也没有地方干部带路。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游而不击,“流窜”在这一带的山头、山谷。但也没有遇到过敌人,或是狼群,只遭到一次疯狂的轰炸。

一想起曼晴,就会想起这段经历。后来,我们还写了充满浪漫蒂克情调的诗和小说。

以上这些情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一代人的消亡,已经逐渐变成遥远的梦境,褪色的传奇,古老的童话,和引不起兴趣的说教。

我很难说清,自己当前的心情。曼晴就不会想这么多,虽然他是诗人。曼晴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从不胡思乱想。

抗日战争时期,曼晴编辑《诗建设》(油印),发表过我的诗作。解放战争时期,他编辑《石家庄日报》(小报),发表过我写的小说。“文革”以后,他在石家庄地区文联,编辑土里土气的刊物《滹沱河畔》。我的诗,当时没有地方发表,就给他寄去,他都给刊出了。后来,我请他为我的诗集,写一篇序言。文中他直率地说,他并不喜欢我那些没有韵脚的诗。

我不断把作品寄到他手中,是因为他可以信赖;他不喜欢我的诗,而热情刊登,是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

曼晴活了八十岁。这可以说是好人长寿,福有应得。他离休时,是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官职不能算高,可也是他达到的最高职位了。比起显赫的战友,是显得寒酸了一些。但人们都知道,曼晴是从来不计较这些的。他为之奋斗的是诗,不是官位。

他在诗上,好像也没有走红运。晚年才出版了一本诗集,约了几个老朋友座谈了一下,他已经很是兴奋。不顾大病初愈,又爬山登高,以致旧病复发,影响了健康,直到逝世。

这又可以说,他为诗奋斗了一生,诗也给他带来了不幸。

1989年3月7日论曰:友朋之道,实难言矣。我国自古重视朋友,列为五伦之一。然违反友道之事实,不只充斥于史记载籍,且泛滥于戏曲小说。圣人通达,不悖人情之常,只言友三益。直、谅、多闻之中,直最为重要。直即不曲,实事求是之义。历史上固有赵氏孤儿,刎颈之交等故事,然皆为传奇,非常人所能。士大夫只求知音而已。至于《打渔杀家》,倪荣赠了些银两,萧恩慨叹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也只是江湖义气,不足为重。古人所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以及:使生者死,死者复生,见面无愧于心等等,都是因世态而设想,发明警语,叹人情之冷暖多变也。旧日北京,官场有俗语:太太死了客满堂,老爷死了好凄凉,也是这个意思,虽然有轻视妇女的味道。然而,法尚且不责众,况人情乎?以文革为例:涉及朋友,保持沉默,已属难得;如责以何不为朋友辩解,则属不通。谈一些朋友的缺点,也在理应之例,施者受者,事后均无须介意。但如无中生有,胡言乱语,就有点不够朋友了。至于见利忘义,栽赃陷害,卖友求荣,则虽旁观路人,妇人孺子,亦深鄙之,以为不可交矣:人重患难之交,自亦有理。然古来又多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之人。此等人,多出自政治要求,权力之事,可不多赘。

余之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结,从不强求。对显贵者,有意稍逊避之;对失意者,亦不轻易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义,以求两无伤损。余与曼晴,性格相同,地位近似,一样水平,一路脚色,故能长期保持友谊,终其生无大遗憾也。

8日晨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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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远的怀念 记邹明

我和邹明,是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认识的。天津日报,由冀中和冀东两家报纸组成。邹明是冀东来的,他原来给首长当过一段秘书,到报社,分配到副刊科。我从冀中来,是副刊科的副科长。这是我参加革命十多年后,履历表上的第一个官衔。

在旧社会,很重视履历。我记得青年时,在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弄到一个书记的职位,消息传到岳父家,曾在外面混过事的岳叔说:“唉!虽然也是个职位,可写在履历上,以后就很难长进了。”

我的妻子,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向我转述了。当时她既不知道,什么叫做履历,我也不通世故宦情,根本没往心里去想。

及至晚年,才知道履历的重要。曾有传说,有人对我的级别,发生了疑问,差一点没有定为处级。此时,我的儿子,也已经该是处级了。

我虽然当了副刊科的副科长,心里也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官儿。在旧社会,我见过科长,那是很威风的。科长穿的是西装,他下面有两位股长,穿的是绸子长衫。科长到各室视察,谁要是不规矩,比如我对面一位姓方的小职员,正在打瞌睡,科长就可以用皮鞋踢他的桌子。但那是旧衙门,是旧北平市政府的工务局,同时,那里也没有副科长。科长,我也只见过那一次。

既是官职,必有等级。我的上面有:科长、编辑部正副主任,正副总编、正副社长。这还只是在报社,如连上市里,则又有宣传部的处长、部长、文教书记等等。这就像过去北京厂甸卖的大串山里红,即使你也算是这串上的一个吧,也是最下面,最小最干瘪的那一个了。但我当时并未在意。

我这副科长,分管文艺周刊,手下还有一个兵,这就是邹明。他是我的第一个下级,我对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除去工作,我很少和他闲谈。他很拘谨,我那时也很忙。我印象里,他是福建人,他父亲晚年得子,从小也很娇惯。后来爱好文学,写一些评论文字,参加了革命。这道路,和我大致是相同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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