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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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和我讲，我把左手伸出来，把他顶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评了他的鲁莽作风，其实他现在的缺点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级布置：每个支委带动群众打一眼井，他没有完成，受了批评。这些天，村里正在整党，一天早上，我在县城的大集上看见他背着一个粪筐遛达着。我说：

“今天上午不是有会吗？”

他笑了笑说：

“脑子发胀，要出来转游转游才行。”

一谈起过去的事，他的兴致就来了。常常在我那里一坐就是半夜。饿了，就拿黎家几块山芋，放在炉口边上，用铁洗脸盆一盖，闷出来的山芋，实在好吃。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农村青年那样向往城市生活，想出来工作的意思。

整党正紧张，他闹起爆发眼，躺在家里不出来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个梢门筒，两间西屋，三间北屋，都是砖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的。他父亲和兄弟媳妇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线上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兄弟媳妇也常去住，家里缠嚼很轻。杨国元夫妇住西屋，他因为残废，每年可以领到八百斤小米的抚恤。此外，种着十五亩地，养一匹小驴，小驴就在杨国元的外间喂着。

杨国元的屋里拾掇得很干净，北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相片，装着镜框，旁边有一副写得很好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家庭”。东墙上挂着时钟，有三四架，滴答响着，像进了钟表店一样。这使我吃惊了。

杨国元躺在炕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说：

“这都是我买来的，过去我好修理枪，现在就好修理这个。

对对你那表吧，我这钟都是根据电台播音对好的。”

我才看见，在迎门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杨国元爬过来，把耳机子安在我的头上，说：

“听听吧，清楚着哩！”

在乡下看不见当天的报纸，我自从知道杨国元有这个设备，每天就抽些时间去听一听。

我发现，杨国元并不大好听这个，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钟表，也是为了修理的兴趣买来的，并非为的实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买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无线电的问题，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说，他打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封信，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他认识的字还很少。

他老婆进来，把孩子交给杨国元。这女人很年轻，看来，杨国元很听她的话。她说：

“上级批评俺家他爹不参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参加呀，是俺家他爷爷顽固。家里整天为这个吵架，里外夹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于村住了两个月，我和杨国元接近的最多。腊月，我要转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车送我。他的车油漆得很好，小驴儿刷理得很干净，他替我铺好褥子，上面盖得严严实实。这天，道路上的风霜很大。

“你再给我提些意见吧，”杨国元坐在车辕上说，“昨天，支委会上你谈的很简单。”

“也就是那些意见了。”我说，“你常常想到过去，过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多，照顾家庭的心情少。现在，因为家庭生活有个规模了，我们为家庭分心的时候也就多了。村里的公众的事情，干部们不大关心，比如村公所的会议室，民校的教室，小学校，到冬天还是窗子不糊，烂砖满地，没人去管。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热心地学习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机，可以和宣传委员合作，把电台每天广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记下来，自己学习了再向群众讲解。”

实际上，教育别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难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别人，除去了解他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他的心情没有。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惜别呢，还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苦闷，看来杨国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说：

“我应该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出现的刚强的人物。是矗立在乱石中间的一块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从静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质和他身体里包藏的无限火种的力量，再能激发这种力量，他就进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访旧

十几年的军事性质的生活，四海为家。现在，每当安静下来，许多房东大娘的影子，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记忆里转动起来。我很想念她们，可是再见面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去年，我下乡到安国县，所住的村子是在城北，我想起离这里不远的大西章村来。这个村庄属博野县，五年以前我在那里做土地复查工作，有一位房东大娘，是很应该去探望一下的。

我顺着安国通往保定的公路走，过了罗家营，就是大西章，一共十五里路。昨天夜里下了雪，今天天晴了，公路上是胶泥，又粘又滑。我走得很慢，回忆很多。

那年到大西章做复查的是一个工作团，我们一个小组四个人，住在这位大娘的家里。大娘守寡，大儿子去参军了，现在她守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过日子，女儿叫小红，小儿子叫小金。她的日子过得是艰难的，房子和地都很少，她把一条堆积杂乱东西的炕给我们扫出来。

大儿子自从参军以后，已经有六、七年了，从没有来过一封信。大娘整个的心情都悬在这一件事上，我们住下以后，她知道我在报社工作，叫我在报纸上登个打听儿子的启事，我立时答应下来，并且办理了。

大娘待我就如同一家人，甚至比待她的女儿和小儿子还要好。每逢我开完会，她就悄悄把我叫到她那间屋里，打开一个手巾包，里面是热腾腾的白面饼，裹着一堆炒鸡蛋。

我们从麦收一直住到秋收，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房顶上去睡。大娘铺一领席子，和孩子们在院里睡。在房顶上睡的时候，天空都是很晴朗的，小组的同志们从区上来，好说些笑话，猜些谜语，我仰面听着，满天星星像要落在我的身上。我一翻身，可以看见，院里的两个孩子都香甜地睡着了，大娘还在席上坐着。

“你看看明天有雨没有？”大娘对我说。

“一点点云彩也没有。”我说。

“往正南看看，是大瓶灌小瓶，还是小瓶灌大瓶？”她说。

那是远处的两个并排的星星，一大一小。因为离得很远，又为别的星星闪耀，我简直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在灌哪一个。

“地里很旱了。”大娘说。

那时根据地周围不断作战，炮声在夜晚听得很真，大娘一听到炮声，就要爬到房上来，一直坐在房沿上，静静地听着。

“你听听，是咱们的炮，还是敌人的炮？”大娘问我。

“两边的炮都有。”我说。

“仔细听听，哪边的厉害。”大娘又说。

“我们的厉害。”我说。

还有别的人，能像一个子弟兵的母亲，那样关心我们战争的胜败吗？

工作完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娘没见到我，她煮好十个鸡蛋，叫小金抱着追到村边上，硬给我装到车子兜里。同年冬天，她叫小红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她亲自送到报社里，可惜我已经调到别处去了。

不知大娘现在怎样，她的儿子到底有了音讯没有？

我走到大西章村边，人们正在修理那座大石桥，我道路很熟，穿过菜园的畦径，沿着那个大水坑的边缘，到了大娘的家里。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

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

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的脸上安静又幸福。只有刚刚订了婚并决定了娶的日子，女孩子们的脸上，才流露这种感情。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大娘还很健康。

她说大儿子早就来信了，现在新疆。不管多远吧，有信她就放心了。儿子在外边已经娶了媳妇，她摘下墙上的相片给我看。

她打开柜，抱出几个大包袱，解开说：

“这是我给小红制的陪送，一进腊月，就该娶了。你看看行不行。”

“行了，这衣服多好啊！”我说。

大娘又找出小红的未婚夫的相片，问我长得怎样。这时小红已经上了机子，这架用手顿的织布机，是那年复查的时候分到的。小红上到机子上，那只手顿的可有力量。大娘说：

“我叫她在出聘前，赶出十个布来，虽说洋布好买了，可是挂个门帘，做个被褥什么的，还是自己织的布结实。你知道，小红又会织花布。”

吃晌午饭的时候，小金从地里回来，小金也长大了，参加了互助组。现在，大娘是省心多了。

1953年8月27日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家庭

我在于村黎家，和一匹老马住在一间屋里，每当做饭，它一弹腿，就把粪尿踢到锅里，总是不敢揭锅盖，感到很不方便。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我就向支部书记要求，住得比较清净些。农村房屋是很缺的，终于他把我领到一间因为特殊原因空闲了三年的北房里。这时是腊月天气，虽然那位也是住闲房的收买旧货的老人，用他存下的破烂棉套，替我堵了堵窗户，一夜也就把我冻跑了。我找了赵金铭去，他想了想，把我领到妇联会主任的家里。

主任傅秋鸾，正和小姑玉彩坐在炕上缝棉衣服。

赵金铭既然是有名的“大哨儿”，他总把事情说得骇人听闻，他说我得了感冒，当村干部的，实在过意不去。他征求主任的意见，能不能和兄弟媳妇合并一下，让给我一间屋子。

主任说：

“我们这里长年不断地住干部，还用着你动员我！不过，眼下就过年了，我们当家的要回来。这个同志要是住三天五天的，我就让给他，听说是住三月两月，那顶好住到我娘她们那小东屋里去。我爹到西院和大伯就伴，叫我娘搬过来和我们就伴。就是那屋里喂着一匹小驴儿。”

“就是这个不大卫生。”赵金铭做难地说。

我已经冻怕，不管它驴不驴，说没有关系。赵金铭领我到小东屋里看了看，小驴儿迎着门口摇着脖上的铜铃。

“小牲口拉尿不多，”赵金铭说，“我告诉老头儿勤打扫着点。”

我就搬到这家来了，一直住到第二年三月里，一家人待我很好，又成了我的一处难以忘记的地方。

这一家姓赵，大伯大娘都是党员。大儿妇是党员，大儿子在定县工作也是党员，二儿子在朝鲜作战是党员，二儿妇和姑娘都是团员。这真是革命家庭，又是志愿军家属，我从心里尊敬他们。

大伯是个老实庄稼人，整天不闲着，现在正操业着“打沙披”的事。这一带的土质很奇怪，用泥土拍墙头垒房山，可以多年不坏，越经雨冲越坚固，称做立土。铺房顶就不行，见雨就漏，稍为富裕的人家，总是在房顶上打上一层“沙披”。

办法是：从砖窑上拉回煤焦子，砸碎掺石灰，用水浆好，铺在房顶，用木棒捶击，打出来就像洋灰抹的一样。但颇费工时。

大伯整天坐在院里，拣砸那些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