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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章

孙犁散文集-第1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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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事业。这是不假的。英雄读过前代英雄的故事,新的行动证明古人的血泪的代价的高贵。

而在荆轲的时代,像荆轲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像是一种志向,和必要完成这种志向,死不反顾,从容不迫,却是壮烈的千古一致的内容。

荆轲一个人带着一尺多长的匕首,深入秦廷,后来一些评论家,在武器上着眼,以为荆轲筹备几年的工夫所以失败,而秦王仓促间所以幸存的原因,是匕首的效果不如剑的缘故,都是事外的看法。荆轲很看重他的责任和使命,为了把事情进行得好,甚至说服一个同志自刎了首级。而在这以前还有一个老吏为了证明自己保守这件事的秘密,鼓励荆轲有志这个行动也是自刎了的。因为责任过于重大,荆轲所以采取了上面的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引起了失败。而这一失败以致使燕亡国,但这个失败只能引起对荆轲的怀念,里面不会有所责备了。而司马迁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面写成这个传记,使荆轲的勇敢、沉着、机智在文章上飘动招手,不断找寻继承者。而在那个时候,个人的冒险的刺杀,对燕国解除秦国的压迫确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

然而失败了,读者有深深的遗憾和怒愤。这才是英雄的传记。事业留下缺陷,后来的人填补上了。能激起这种填补的热情,就是司马迁文章的效用!

司马迁和荆轲不同时,事件也不过从史书采取。但他把被历史简单化了的荆轲的面貌,补充起来,使他再生。这个再生法,就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感情把他喂养起来的。荆轲辞别燕太子和朋友,易水一条河而已,英雄的慷慨悲歌,才使易水永远呜咽怒愤。被压迫的景仰争解放的勇士,和饥饿的人爱好饮食一样,而迫切的程度高于饮食。荆轲入秦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荆轲也不过是战国的刺客里面的一个,但能遇到司马迁就永远传流了。

而即使是传奇,司马迁也不过当作人间事来写,即使是英雄的行径,也有无数波折和困难。司马迁的感情,直到文章结束还没结束,文章的结束只是作者感情的高潮点,积累的感情就永远像一个瀑布,灌注到各个时代。用高渐离击筑,刺秦王结束了这个英雄的事业,几乎成为一种集体的复仇斗争!这个前仆后继的共同的复仇的要求,形成文章的伟大风格。使那碎了的筑的声音永远颤抖,使那条易水永远呜咽。

194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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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李杜论略》读后

——给罗宗强的信

宗强同志:

温超藩同志转来你的信和惠赠的书:《李杜论略》,都收见了,非常感谢!

大著用比较的方法,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旁征博引,用力甚勤,读起来是很有兴味的。并使人看出,比较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阐明文学创作的规律,并非定其优劣。但叫我提意见,就使我感到困难了。我对古典文学,因幼年未能专修,后来是零碎补习,所以知道得很少。感于你高雅的嘱望,也随便谈谈吧。

我以为,如果谈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国实古已有之,古已尚之,但并不完备,其方法也不太科学。自汉以后,有班马异同之论,唐以后有李杜优劣之说。专著零篇,不胜其读。

在文学艺术领域,异同之论可取,优劣之说不可取。因为,文学艺术要求异,并不要求同。异者愈众,则风格不同者愈多,证明文学艺术发达繁荣,如同者众,文学艺术单调划一,则不发达不繁荣之征候也。十年动乱期间,文学艺术可谓大同而无异矣,能说是发达繁荣吗?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只需要一个杜甫,一个李白,而不需要很多同样的李、杜。几百年、几千年,也只有一个就是了,这就是求异。在同一时代,如李杜所处,产生不同风格的两个大诗人,这是时代的光荣,如果产生四个或十个,那就是时代更大的光荣。种花养鱼,吃饭穿衣,都希望多有一些新的品种,新的花样。何况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学艺术?

但有人,一定要在两人之间,定出个优劣来,这是封建观念在作祟。我们中国长期科举取士,名次观念很重,时至今日尚有余毒,不可不察。金榜题名,龙门登进,不得不名判甲乙,但文学评论与研究,断断不能用这种近似儿戏的办法。这对文学艺术的繁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至于为了投当前政治之机,对古人信口雌黄,虽出自权威者的皇皇巨著,摈之不读可也。

以上,是我随便谈一点读了大著之后引起的感想,并非说你是主张优劣论的。不是,你是反对优劣论的。在六点比较方面,我以为作家之不同,生活经历,起主导作用。应列为首题。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很难分,你分成三章论述,恐怕要时有互相出入的困难吧。如分为两章,则容易统制。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之难分,亦如上述,如划分得再为严格一些,我想既会避免重复论述,也可避免引用资料过多,过于琐碎的毛病。中国的诗话太多,历代被列为著述。其中大多数烦琐偏执,实不能被看做文学评论。引用之时,最好有所选择。这些意见,只是供你参考,并希望得到你的教正。

祝好

孙犁

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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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谈柳宗元

在旧社会,朋友是五伦之一。这方面的道义,古人看得很重。因为人在社会上工作、生活,就有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在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成败利钝方面,较之家庭,尤为重要。所以,古往今来,有很多文章、戏曲,记述朋友之道,以教育后人,影响社会。

讲朋友故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相当大的数量。有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也是很难学习的。这些故事,常常赋予人物以重大的矛盾冲突,其结局多带有悲剧的性质。有的表面看来,矛盾冲突并不那样严重,只是志同道合,报答知己,比如挂剑摔琴之类。

古代的友道,现在看来,似乎没有阶级性,现在新的概念是同志或战友。

中国古文中有一种文体,叫“诔”。在历代文集中,它占有相当的位置。字典上说,诔就是:哀死而述其行之辞。就是现在的悼念文章,都是生者怀念他的死去的同志的。此体而外,古文中还有悼诗、挽歌、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等。可见,中国文学用之于死人者,在过去实在是分量太大了。

纪念死者,主要是为了教育生者。如果不是这样,过去这些文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唐代韩愈写的《柳宗元墓志铭》,是作家悼念作家的文章。

他真实而生动地记述和描写了当时文人相交的一些情况,文章写得很是精辟。在这篇文章里,我初次见到了“落井下石”一词和挤之落井的“挤”字。

“四人帮”把柳宗元拉入法家,我不懂历史,莫名其妙。

大概是这些政治暴发户,看上了柳宗元的躁进这一特点吧。但无论如何,柳宗元也不会喜欢他们这种乱拜祖先的做法的。

我很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他的文章都写得很短,包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这种哲理,不是凭空设想,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得来。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把哲理和现实生活,真正形成血肉一体的艺术功力。他还能把自然界、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政治思想、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就是说,他能用自然规律、生活规律,表达他对政治、对社会的见解和理想。使天人互通,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他用以表达这样奥秘的道理的手段,却是活生生的,人人习见的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

例如《河间传》这篇纪事,后人是把它编入外集的,并不是柳文的典范之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充分显示了柳宗元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的艺术能力,同时包含了一种可怕的人生几微。

柳宗元是很天真的。他原来是没经过什么挫折,一帆风顺地走上政治舞台的。一旦不幸,他就经不起风浪,表现得非常狼狈。连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苏东坡,也说他不行。一流放到永州,他就丢魂落魄,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浑身泥垢,指甲很长。我没有到过永州,不熟悉那里的自然环境。据他自述:到野外散散步,消消愁闷吧,又怕遇见蛇咬他,又怕遇见大蜂蜇他,还怕水边有一种虫子,能含沙射向他的影子,使他生疮。遇到风景幽静的地方,他又不敢久停,急忙回家。

嬉笑之怒,长歌之哀,看来是很有些神经衰弱了。

中国古代谚语:在东方失去的东西,会在西方得到。柳宗元到永州以后,他的生活视野,思想深度,大大扩展加强了。他认真地、系统地读了很多书,他对所闻所见的生活现象、自然景物,反复研究思考,然后加以极其深刻,极其传神的描画。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登峰造极,辉煌地列入中国文学遗产的宝库。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上的流放刑废,使历史上增加了很多伟大的作家。这些人,可能本来就不是政治上的而应该是文学上的大材。王安石论及八司马,有一段话十分透辟。

毕竟文人是很脆弱的。他付出的劳力过重,所经的忧患过深,所处的境遇过苦,在好容易盼到量移柳州之后不久,就死去了,仅仅四十七岁。

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一祭再祭,都有文章。朋友中间,以韩愈名望最重,所以请他写了墓志铭。这些文章,并不能达于幽冥,安慰死者,但流传下来,对于后代研究柳文者,却有知人论世之用。

这一非凡的生命的不正常的终结,当然不是“始以童子有奇名”,后“为名进士”,“以文章称首”的青年时代的柳宗元,所能预料到的。

柳宗元遭遇如此坎坷,是有自己的弱点,确实犯了错误,并非完全是无辜受害,或有功反受害,含冤而死。他自己说:

“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崙。”如果不是假检讨,那么就是“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朋友们也说到他的缺点,韩愈说他“不自贵重”,刘禹锡说他是“疏隽少检”。

仔细想来,柳宗元在当时,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并没有斩将搴旗、争城夺地的功劳。他所遭际的,不过是当时习见的官场失意。再说,司马虽小,但究竟还是官职,他可以携带家口,并有僮仆,还可以买地辟园,傲啸山水,读书作文,垂名后世,可以说是不幸之幸。

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不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

自从一九七六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但拿起笔来,又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习惯于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在揭示现实生活方面,其能力和胆量确是有逊于古人了。

197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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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欧阳修的散文

世称唐宋八家,实以韩柳欧苏为最,其他四位,应说是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欧阳修的文风接近柳宗元,他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苏轼宗韩,为文多浮夸嚣张之气,常常是胸中先有一篇大道理,然后归纳成一句警语,在文章开始就亮出来。

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而留下的印象,比大声喧唱者,尤为深刻。

欧阳修虽也自负,但他并不是天才的作家。他是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合于心,然后执笔,写成文章,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他的文章实以力得来,非以才得来。

在文章的最关键处,他常常变换语法,使他的文章和道理,给人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例如《泷冈阡表》里的:“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

在外集卷十三,另有一篇《先君墓表》,据说是《泷冈阡表》的初稿,文字很有不同,这一段的原稿文字是:

“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于人也。”

显然,经过删润的文字,更深刻新颖,更与内容主题合拍。

原稿最后,是一大段四字句韵文,后来删去,改为散文而富于节奏:

“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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