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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孙犁散文集-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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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于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传中引述史臣裴垍的评论: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四)卢杞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于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幸槐臼榻小读罘锼枧小罚奶逅渖杂胁煌导适钦饫辔淖值墓餐侗尽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于“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于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疲к印保栏弑刃酥矗弧罢空拷恪保ど糜礁柚濉J獠恢来形闹剩缢子写踞r,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后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王勃那么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么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么多,为什么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么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么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于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于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么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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