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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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准备，其中包括在艺术方面的各种探求。经过长时期的认真不懈的努力，才能换来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不会是循迹准声之作，都是有独创性的。
另外，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
写到这里，真的完了。但还有一点尾声。直到今日，我和维熙，见面也不过两、三次。最初，他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了，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议室见了一面。我编刊物，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我以为我们这一行，只应该有文字之交。现在，我已届风烛残年，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正在意气风发的作家，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希望他们不断写出好作品。有一次，我写信对他说：
“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
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我有时还想到一些往事。我想，一九五七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
1980年1月27日上午，收见维熙来信，下午2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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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吴泰昌《艺文轶话》序
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坐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到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或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做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食粮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当他的《艺文轶话》就要付印的时候，泰昌愿意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泰昌同志共勉。
198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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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到了河间。《冀中导报》给我登了像一张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这则消息，使我几乎得福，旋而得祸。
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个作家（那时还很少这样称呼），就想叫我去担任“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显达的通途，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可是一问熟悉我的人，都说：“他干不了。”
因此就没有做了官，一直潦倒至于今日。至于那祸，因为这则有人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消息，它的副作用也相当大，第二年土地改革，就给我引来了本可避免或从轻的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区党委还是很关心我，叫我主编了《平原杂志》，确实是“主编”，因为并没有一个同事。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捎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兼坐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
不久，传说新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传说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学生分配到这里来。这并非讹传，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送走她以后，我想：从在山里时，我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成了习惯。添一个人，反倒多一个人的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方便。我随即这样回复了上级。
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编刊物、写稿子的时间，也不过是半月。
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
我同她站在大道上，寒暄几句，又各奔东西。
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不记得柳溪在老区的写作情况，进城以后，她很快就成为有名的作家了。
在老区，也没有“女作家”这个称号，就是荷枪的女战士，也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荣誉和待遇。在大都会，则是另一回事。女作家一旦成名，便有很多身外之物包围她。柳溪好像并没有这种经历，未享捧场之乐，已遭坠渊之苦，她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
去年我才知道她是纪昀的后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柳溪幼时，恐怕她的家庭，已经没落了。然而，正像荣华是没落之基一样，没落是奋起之基，柳溪幼年的学习，以及后来的写作，都是很刻苦的。我相信遗传学，她的文字，她的为人，据我看来，都有她远祖的遗风。她为人开朗，好言笑。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划深到，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她的作品，在她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时，我已经拜读不少，常常为她那种女同志不易有的豪放，击节叫好。
柳溪同志经历了漫长的艰难之途，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现在重登文坛，才力不衰，新作甚富，她的文学事业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在衰老之年，忆些青春旧事，作为她的小说集的发端吧！
1980年11月5日下午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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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曼晴诗选序
在五十年代之初，即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进入城市之时，我曾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介绍曼晴同志的诗。我说他的诗热情、朴素、自然。这篇文章以后一直存在于我那本《文学短论》之中，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我也没有作过修改。就是说，对于他的诗，我今天的看法，仍然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不见曼晴，已有二十年。新近收到在《河北日报》工作的赵成章同志的信，他说：“已经替你问候过曼晴同志了，他满头白发，忙着编《滹沱河畔》，叫人有望而生怜之感！”
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曼晴就是这么一种干劲，一种精神，在三十年代之初，他已经是中国新诗歌运动的积极分子。
抗日期间，他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诗建设》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者。他对于诗，简直可以说生死与共的，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我可以放肆地说，只要一息尚存，他就不能不写诗，不关心诗！前些日子，我见到他寄来的两本诗专号（《邢台文艺》和《滹沱河畔》），我翻着想着：不是曼晴，不会编出这样的刊物。
当然，他所主持的《滹沱河畔》，并不是什么显赫的文学期刊，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艺刊物，而且从今年起才得公开发行。他担任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联负责人。他的名字，也很少在高级的诗歌刊物上见到。他写得并不少，《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倒经常发表他的诗，这个周刊也只是一个地方刊物。
因此，有很多读者，对于这样一位老诗人，一位曾经在中国新诗歌运动中，出过大汗大力的人，一位孜孜不倦，壮心不已的文艺战士，恐怕有些陌生了吧。我们的诗坛，有时也是喜欢看花红热闹的，有时也是看广告招牌的。但是，我敢断言，我们经历的时代，不会忘记他，中国新诗歌的历史，不会忘记他的。
几年来，我常常想：曼晴为什么还不出一本诗选？难道他写的比别人少吗？写的不如别人好吗？有人告诉我说，诗的行市不太好。文学艺术一旦和生财之道联系起来，我真的也觉得没有办法好想了。而曼晴也真的写不出那种“突破”式的或“探索”式的，能使评论家刮日相待的冒尖作品。
今天收到了曼晴的信，说他的诗选可以出版了。这就好了，我为他高兴。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没等他把稿子寄来，就下笔了。
曼晴和我，可以说是老战友了吧。我是一直这样想，并且这样看待他，怀念他的。前些日子，为了给他助兴，我寄给他一首不像样的诗，他马上回信，大加赞赏。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在晋察冀边区，当他读过我的第一首诗的时候，就是这样热情、真诚地鼓励我的。虽然我们处在万事多变的年代，他的这种诗人的天真之心，是不会改变的。
1981年1月1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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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金梅《文海求珠集》序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些文艺评论所以写不好，是因为作者没有创作实践云云。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刘勰并不是一位作家，也没有创作实践，但是他写出了一部《文心雕龙》。古往今来无数著名作家，却谁也未能写出一部这样的书，与之抗衡。钟嵘的《诗品》也是如此。
当然，我也常劝初学写作的同志：如果愿意读一些文艺理论，最好是读那些大作家的文章。这只是说，作为文艺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比较起一般理论家的文章，更容易符合艺术的实际和规律。这是就一般而言。有些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其全面性、规律性、科学性，远非把精力专注于创作的作家可比。作家的理论，常常是零碎的、一时的，而又常常带着个人的偏颇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