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校风云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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撅帽子其实并不难，就是把俗称大壳帽的警帽先从两边往中间撅，等撅到一定幅度了再从前后向中间撅，以此反复，直到把警帽撅的跟电视里香港警察的警帽形状一样为止。技术掌握了，大家便纷纷开始操作，为了让自己更帅一点，每个警帽都开始惨遭同志们的蹂躏，但随着动作幅度的增大和力量的加强，大家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咔、咔”的几声响，大脑袋胡铮、爱因斯坦的警帽都受了重伤。
“这可怎么办啊？”胡铮皱着眉头摆弄着自己那变形的警帽，他从帽子里面取出已被折断的帽圈，表情不知所措。爱因斯坦也十分沮丧，没想到本来想给它做个美容不料却毁了容。而此时麻雀却捂着肚子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让你们轮奸我啊，这下遭报应了吧。”
大家面面相觑，似乎明白了麻雀在传授技巧时做了手脚。既然刚才是武力解决，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以胡铮为首的义愤群众再一次将麻雀按倒在床，经过再次将其“轮奸”，大家才逼他承认了“犯罪事实”。麻雀隐瞒了警帽改装技巧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撅帽子前应先用温水把易折的塑料帽圈捂软，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那可怜的警帽就这样都被自己那无知的主人残害了。补救的方法倒是还有，但效果却不尽人意，胡铮和艾维维虽然用胶条接好了帽子里的帽圈，但警帽的形状却变得奇怪起来。胡铮同志本来脑袋就大，再戴上这顶前弯后翘四周塌陷的警帽，直接导致其在此后的一次集合中不幸被六班的同志们冠以了一个新的称呼，那就是“济公”。
为了搞好香港回归夜的执勤，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集中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执勤任务的相关法规学习和军姿队列训练。法规学习倒是不难，而军姿队列训练就不一样了，虽然距入学军训还不过一年时间，但那些训练成果也确实被我们荒废得差不多了，而为了这次光荣的使命，我们在训练中都格外地认真刻苦。我们穿着整齐的制服站立在火热的阳光下，晶莹的汗水从我们脸上滑落，虽然站姿和表情都与军训一样，但我们的制服上却已戴上了庄严的肩章和臂章，头顶已镶上了闪亮的警徽，我们已不再是往日师兄们戏称的民团乡勇，而是真正的新一代人民警察。
李主任更是把这次任务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李主任背着手反复地教导我们“天安门广场无小事，回归夜更无小事”的道理，萧干事也说了一大堆“警察是首都形象”的话。虽然当时的执勤任务现在看起来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执勤，但当时我们确实认为这任务已经近乎于历史使命了。我们这些还未走出校门的警校学员竟在一夜之间与首都形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长达一周的军姿队列训练，我们于1997年6月30日14时许准时踏上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客车。十余辆大客车载着警校千余名学生行驶在北京初夏的街头，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体着装踏出校门。我们一个个警容严整，脸上充满着严肃、坚毅以及紧张，似乎客车并不是开往广场，而是开往实现我们自身价值的战场。警校距离广场并不是很远，一个小时的路程尽显了我们的风光，大客车前有学校的警车开道，一路上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这支英姿勃勃的绿色队伍展现着未来警官的风采，我们为之骄傲而自豪，那种感觉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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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校无眼泪 九七盛世
路上的愉悦随着天安门广场的临近迅速升级。鲜艳的彩旗、数以万计的人群、高耸的人民纪念碑和宽广无边的广场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虽然此前我们曾无数次地来到过这个伟大的广场，但穿着制服站在广场还是人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显得更加热闹非凡，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倒计时牌跳动着香港回归前的最后几个数字，广场人山人海，激动的人们等待着即将来临的伟大时刻。我们在下车前再次检查了彼此的警容，之后在李主任、萧干事的带领下，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广场迈开了脚步。广场上立即出现了一群绿色的身影。那绿色显得格外亮丽鲜艳，那色彩是一道风景，是任何颜色也无法比拟的，那里有我们年轻的自豪和激情，那里有我们坚强的信念和意志。“跑步……走！”随着萧干事的一声口令，我们96级1队的全体学员整齐划一地迈开了脚步，广场上顿时回荡起了“咚咚咚咚”相同节奏的踏地声，那声音让我们兴奋，那声音让我们自豪，那声音让各个民族各个肤色的人为止感叹动容，那声音让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警察这个词语在此时变得更加鲜明具体了。
在带到指定位置之后，我们便以班为单位开始了执勤任务。说是执勤任务，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复杂艰巨，我们每隔10米站一个人，执勤期间不允许乱走乱动，只有各班班长负责巡视可以走动，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拔军姿。午后的微风吹在脸上，不免让人感到一丝倦意，而我们的情绪和精神却丝毫不被安逸的环境所影响，我们一个个挺胸抬头， “两挺一瞪”做的丝毫不差，拥挤的人群在我们的身边穿行往来，孩子在我们四周嬉戏喧哗，而我们却宛如雕塑一般牢牢地钉在广场上。午后刺眼的阳光直射在我们脸上，滑腻的汗水不时流到眼里嘴里，而我们却宛若无事，任何的困难都不能撼动我们的位置。我们再不会像军训时那样趁教官不注意时偷一下懒，也当然不会用那种出声不动嘴的“腹语”交流，因为此时虽然没有教官在身旁巡视监督，却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看着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关系到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和集体的荣誉，我们代表的是整个首都警察的形象。萧干事说的更加精练，我们此时代表的就是北京。
而在执勤过程中却也暴露了许多我自身存在的缺憾和不足。我的任务虽然只是在广场站岗，但时常要回答行人提出的问题，这让我这个先天的路痴感到十分为难。在15：00至15：30之间分别发生了以下几件事：一个东北口音的老大爷问我去故宫怎么走，在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之时，大脑袋胡铮帮我解了围，他耐心地给老大爷指点了故宫的方向，我这才惭愧地得知故宫竟然就有一路之遥。大爷刚走又过来几个问路的外地女学生，她们问我去西单的10路车站在哪，我仍是一无所知，最后还是胡铮给指了路。看来要想作一名合格的警察为人民服好务，还真得具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呢。在我感叹惭愧之时，又一个小学生跑过来交给我捡到的十元钱，我刚要接过钱却被走来的秦天拦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警察职权，所以这十元钱按规定也要交给天安门分局的民警。总之我洋相百出，刚刚拥有的自豪又迅速被惭愧所取代。也有一些搞笑的事发生，比如在此期间有一个老乡特正规地问胡铮：“听说天安门城楼子不是放光吗？怎么现在没有啊？”胡铮正不知该如何解答，从旁边又走过来的一个老乡说：“这大白天的，城楼子放着光你也看不见啊，要放光得等天黑了，到时候太亮了还得罩上苫布呢……”
在我和胡铮初次面临众多始料未及之事的同时，其他学员也都在进行时。爱因斯坦在此期间帮着把一个老太太送过了马路，却发现送错了方向；麻雀按老民警的指挥没收了一个小贩手里的国旗，却因为爱国心切将国旗发给了路人最后遭到批评；张克放弃了平时的冷漠作风，第一次笑着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秦天在巡视过程中被记者拍了照，照片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同时幸运的还有胡铮，他在认真解答了一个路人的询问后，不但被一旁的记者拍照，还被老民警记下了姓名，后来我们才得知那天问路的人竟然是公安部检查团的某位领导，他是故意在未作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暗访的，对胡铮同学热情耐心的解答大为满意。所以大脑袋胡铮的身影于次日毅然出现在了某公安报的头版上，照片上他顶着那被称为“济公”的帽子正笑容可掬地为领导指路，这情景真是让我羡慕、嫉妒、恨。而我只能在回家后指着报纸上照片的边缘对父母说：“看，那是我的腿。”
我们就这样站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随着历史博物馆门前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分一秒地心跳，虽然站久了汗水湿透了后背，身上的各个关节也麻木酸疼，但任何的困难都不是我们懈怠的理由，这毕竟是我们警察生涯的第一次执勤。17：00的时候，指挥部发出了命令，要求组织全体警力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为晚上的欢庆节目作准备。我们便以人民纪念碑为中心向四周开始疏导人群，广场上人多摩肩接踵，疏导起来十分困难，再加上许多外地游客还对清场存在不理解，要按时清场还真不是容易的事。一时间人声鼎沸、场面混乱，我们没有老民警手中的喇叭，就扯着自己的嗓子大声劝导，但态度还仍要保持和蔼，就这样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天安门广场才恢复了安静，人群按时被疏导到了广场的四周，我们的嗓子也都已经喊得沙哑了。
华灯初上，夜色降临，我们第一轮的任务也完成了。在站了三个多小时标准军姿之后，95级师兄替上了我们的位置。我们虽已感到疲惫不堪，但丝毫没有懈怠，我们的警容严整、口号响亮，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向中山公园的方向跑去。因为是香港回归的特殊日子，所以中山公园里并没有游人，在萧干事宣布就地解散休息的一刹那，我们这些刚才还精神抖擞的威武之师顿时东倒西歪起来，我和胡铮一屁股就坐在了身旁的长椅上，这才感觉到自己腰部和背部传来的阵阵酸疼。
“累死神探了……”麻雀躺在旁边的长椅上，半死不活地说。
“行了行了，给贝勒爷留个地方。”那大侠踹了麻雀一脚，坐在了旁边。
爱因斯坦、秦天和张克也纷纷聚了过来，大家身体虽然疲惫，但还是掩不住初次上勤的兴奋和喜悦，大家打开了话匣子，回味起刚才三个小时的所见所闻。
“胡铮，你丫说说，刚才是不是看出来人家是领导了才那么热情的？”麻雀不怀好意地问。
“放屁！咱们警察对待别人要一视同仁，我可不想你，没收了国旗还乱发……”
“你……”麻雀不料会被胡铮揭短，气的一起坐了起来。“我还不是看那些外地人手中没有国旗，你说说，虽然非法经营是不对的行为，但广场上那么多人买国旗还不都是因为爱国吗……你……”麻雀还越说越激动了。
“行了行了，知道你是好心。”那大侠拍着麻雀的后背说：“其实咱们能在回归夜站在广场上已经很幸福了，你们说说中国有那么多警察，能在今天到广场上勤的能有多少？”
“是啊，有多少外地的警察一辈子都还没来过天安门呢，咱们今天能站在这里已经是很幸福的了。”我也点了点头。
“要是能带相机来就好了，起码以后能留个纪念。”爱因斯坦插话说。
“你别天真了，咱们今天是来执勤的，也不是来玩的，还照相呢……”秦天半闭着眼睛说。
大家越说越热烈，而张克却靠在一旁的柱子上一言不发，似乎有什么心事。
“希特勒，你想什么呢？”麻雀问。
张克一愣，似乎被打断了思绪，在他回头的一瞬我们看到了他眼里的泪水。
“你怎么了？张克？出什么事了吗？”我关切地问。
“没什么……”张克转头擦了擦眼泪说：“我在想，如果我爸爸活着的话，他今天应该也在广场执勤呢……”此语一出，大家顿时沉默了起来，心中的愉悦和兴奋顿时化成一种沉重的伤痛与酸涩。是啊，如果张克的父亲活着，也许他们父子会在广场见面，也许他的父亲会像每个父亲那样感叹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也许……也许会有太多的也许。
我们看着张克被阴影挡住了脸，不知该说什么。
“哎，你们说按这个顺序咱们能在香港回归时站在广场上吗？”秦天转移话题，试图缓和气氛。
“恩……我算算……”那大侠也接茬说：“咱们五点半下勤，三个小时后八点半上勤，之后十一点半下勤……哎，坏了！正好赶不上啊！”
“对阿……那怎么办啊？”经他们这么一说大家都着急起来。
“咱们来这就得亲自看到回归时刻，要不多遗憾啊……”爱因斯坦在一旁喃喃地说。
“是啊是啊……要不咱们和李主任说说，不让咱们撤下去不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