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外交官-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是、是。”章云平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大意，有些警惕地看看四周，又问道：“皇上有一亲近圣母皇太后也就罢了，为何要刻意冷落母后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视同仁又有何难？热一边，冷一边，圣上这一步走的是不是太绝了？”
“是绝。”沈哲的嘴角露出一丝赞赏的笑意：“是一步绝妙好棋。皇上自幼长于深宫，知道这宫中的女人嫉妒心都强，而圣母皇太后又是个及其要强的人，是什么都得得到的那一类。”
“他还有什么没得到？”章云平不解地问，当今的圣母皇太后在先帝在世时就深得皇宠，还有一个儿子，仅这一点就这已经让咸丰的所有妃嫔乃至于皇后望尘莫及，更别说辛酉政变以后的呼风唤雨，有什么是她得不到的。
“当然有。”沈哲的表情显得有些不以为然甚至是还有一点幸灾乐祸：“而且这辈子都得不到，只有抱憾终生的份。就是没投胎到户好人家，不能被人从大清门抬进来当正宫娘娘。所以，如果要让西太后觉得皇上是真心孝敬她了，和她有多亲密，在储秀宫呆多久那都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别主动到钟粹宫走动，再说的明白些，就是别让母后皇太后心里好过，那在西太后的心里就是皇上对她最大的孝心。”
章云平皱起眉头喃喃道：“没想到，皇上年纪不大，心还挺狠的。”
“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他要是不狠，大清的江山也就别想稳了。他能对他最亲近的人下狠心，就能对自己下狠心，日后也能对外敌狠烈，政府在这几十年一直是妥协再妥协，退让再退让，是时候该来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狠角色了。”沈哲说着站起身来，太阳已经西斜，房里的光线陡然暗了下来，橘红色的余辉在红木的镂空雕窗上，闪得沈哲不禁眯起了眼睛“况且，你真当以为母后皇太后和皇上情愈母子，不过是为了在圣母皇太后的威压下夹缝求生而互相利用罢了。”
“其实……”章云平咽了口吐沫，起初欲言又止，但又决定还是说出来的好：“两宫皇太后对你都不薄吧。要论手腕和经验，西太后更是少有的阴谋家，至少比圣上强吧，你为何一定要扶持圣上，直接当‘狄仁杰’不是更容易成事？”
沈哲听这话听得是莫名其妙，心想这小子是不是脑袋让驴踢了，什么时候把慈禧太后当武则天了还？幸亏他此时正给他养的几尾锦鲤喂食，背对着章云平，才没让对方察觉出他的纠结，他沉默了片刻才道：“要是跟着西太后我沈哲最多就是‘吕产’，绝对成不了狄仁杰，太后她的确有智谋，但是可惜，她没志气。”
“我说的是圣母皇太后不是母后皇太后。”章云平以为自己说错了或是听错了，如此野心勃勃而且已经权倾朝野的一个女人，沈哲居然会说她没志气。
“我说的也是圣母皇太后。”沈哲转过身来坐回沙发上，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不是所有有手腕的人都能驾驭权利，也不是所有能驾驭权利的人都懂得使用权利，西太后的确有权，但是她不过是在玩弄权力，多少权力到她手里面仍然只能是权利，不能制造别的价值。如果现在是太平盛世，西太后如此这般的确无所谓，说不定还能保天下无大风大浪，但现在国家在风口浪尖上，不是光搞清楚什么时候撑下篙，什么时候划下桨就可以的。”
章云平一时没寻思明白这咬文嚼字，只是不屑地一笑：“我说，其实是你们这些读圣贤书出来的就是看不惯妇人掌权吧。”
沈哲这回是真火了，心想你小子上辈子怎么也是清华的学生，能不能靠谱一会儿，把章云平拽到客厅的角落里怒道：“我说你今天是哪根筋不对了，两年前在法国的时候是谁恨西太后恨得牙痒痒，扒皮抽筋的心都有了，你这倒戈是不是倒得忒快了一点儿。”
“我……”章云平指着自己“我”了半天，一副百口莫变之态。
沈哲心下一惊，几个月前那个奇怪的老头的话又在他脑海中重播开来，思索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记得你前几年得过一场怪病吗？”
章云平失笑道：“这个当然记得，得过那场病之后烧坏了脑袋，以前的事都忘了，后来在京城的时候听说你也得过一样的病，所以才想着找你呀。”
“那你还记得我们在法兰西的时候说过些什么吗？”沈哲很是不甘心，他当初之所以不相信那老头说的关于章云平的一些事，是因为他认为人的记忆都是丝丝牵连的，怎么可能说分开就分开呢，就像前几个月章云平还在对他回忆自己的过往，那回忆的过程应该属于一次新的记忆才对，而他们的那次谈话也涉及到了许多已经不能称之为将来的事。
“当然记得。”章云平爽快地说了这四个字，就猛然愣住了，似乎被自己吓着了，二人间静默了良久之后，沈哲才听见章云平有些无助的声音：“瑄瑜，我们当时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了。”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
第二十九章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
自三月份初开始，大清皇帝听政的地方又仿照康熙年间的旧制改到了乾清门，同治皇帝先搬居住地点，再搬办公地点，所有人都在猜测接下来该换什么了，但是一连半个月朝廷方面都没什么动静。众人的警惕心才刚刚放下，一份“罪己诏”却在紫禁城内横空出世，中央的内阁，军机处，各部各院各衙门自主学习最高指示，地方上的则是各省各府各县层层向下贯彻，甚至是田间地头的都要各地方官员指定专人诵读之，务必要把皇帝的忏悔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边边角角。
“罪己诏”由皇上亲自列提纲，军机处略作补充，然后交给翰林院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们加以改进润色。同治朝不比前面几代衣食无忧，物质充裕，这里赔一点，那里送一点，国库里基本上没什么闲钱，能集资弄个康熙词典，四库全书什么的给读书人修着玩儿玩儿，找点事业追求，添点儿生活乐趣，而翰林们本身就是多愁善感的文化人，哪受得了饱食终日却碌碌无为眼见是垂垂老矣更难有作为的精神折磨，这回上头好不容易给派了个差事，一时间想来老龄化严重，平均年龄一直保持在半百以上的翰林院竟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人人都更相庆贺，跃跃欲试，势要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好好表现一把，但同治皇帝却一点也不给这些当世的文豪才子们一展风采的机会，特地下达圣谕，明确指出此诏书严禁堆砌辞藻，故弄玄虚，罗列典故，更不能有推诿狡辩之词，简而言之就是要比刘玄德的眼泪看着还诚恳，要比白居易的《卖炭翁》还听着通俗易懂，要知道这从繁入简难，翰林院里的“玉堂仙”们阳春白雪惯了一下子要他们搞通俗文学，任谁也一下子转不过来这个弯儿，偏偏皇帝这回还审查得特别严格，一点儿不满意就发回去重新再写，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十来天，眼见着翰林们的骄傲基本上被一遍遍的返工打击殆尽，皇帝才算是把他们的劳动成果接收。
于是乎这篇包含着翰林院心血的“罪己诏”一经传达立刻起到了比几十年前流行的《石头记》更加显著的催泪效果，还没渗透到基层就已经把试阅之的各级官员给感动得涕泪横流，立刻燃起肝脑涂地，报效朝廷的满腔热血，一改文质彬彬的文人雅士做派，二话不说就撸起袖子，全力以赴着手进行宣传，老百姓们更是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也有接圣旨的机会，加以受到知县老爷的激动情绪和天子的“罪己诏”之言辞所构成的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更是对皇帝感恩戴德犹如亲生父母，其所传读之处是农者耕而忘食，妇人织而废寝，各地乡绅自发组织修缮水利工程，能者出其智，贫者出其力，富者出其财皆欲以丰年以酬陛下之圣眷。
同治这边也并没闲着，趁热打铁，“罪己诏”的余温未散，皇帝后脚已经开始打他年号的主意，和他的智囊团思来想去一致觉得毕竟是慈禧太后钦定的“意义深远”之年号，现在堂而皇之将其替换，恐打草惊蛇，徒增圣母皇太后猜忌，换是换不得，不过可以在定义方面做一点微调，现在西方国家不是都在讲什么天赋人权，讲什么自主自由吗？我泱泱中华亦有以民为本之传统，所有这“同治”已经不能再仅仅是与众臣同治天下，而应该是与民同治天下。
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是年轻的皇帝在向天下臣民通报着这样的信息——朕要洗心革面，匡扶正统。
按照大清国的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而言，要说对皇帝的态度转变感觉最明显的第一位当属皇城里的太监，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位于隆宗门的办理军机处。
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是大清国最高行政机关，虽然在咸丰过世之后一度出现过要让位于后起之秀——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态势，但随着恭亲王奕䜣的失势，这态势最终没成事实，直到此时即同治十三年，军机处这个众政府部门中“一哥”的形象始终未有要减半分光辉的意思。
当然军机处相对于大清朝的国家机器而言还算是个很年轻的官署，其设立于雍正年间，在此之前，国家的最高职能部门一是皇帝，第二位名义上虽然是具有满族特色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但通常能把皇位坐稳的都明白自家兄弟在特定环境下或许用得着，但是绝对信不着，所以大清集团实质上的“二当家”则是沿袭明制的“内阁”，双方合作百来年，虽然时不时有点小摩擦但总体来说也是比较愉快，其二者一起引导的大清帝国也是蒸蒸日上，满汉和睦，四海安泰，万国臣服，俨然是一个无冕的世界之王，谁也看不出“内阁”的稳固地位会有被其它机关取代的一天，更确切一点说，应该是在“内阁制”已经延续了四百余年的清朝中期的社会整体观念中，“朝廷中的最有发言权的机构是内阁，”和“国家必然要有一个君主”一样成为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
更何况，内阁所展示的形象比皇帝还坚固，且不论内阁里面那些铁骨铮铮，口若悬河，以进言被贬为荣，以劝谏被斩为无憾的士大夫们常常让君主哑口无言，备受掣肘，前朝把嘉靖折磨得神神叨叨，成天就指望着得道升天脱离苦海，万历更是心灰意冷就知道鼓弄他那几个木板用繁重的体力劳动逃避现实，掰指头算算，这内阁制实行了四百来年，别说龙椅上的“朱颜”变了十好几张，就是皇姓也已经换了一茬儿，唯有这内阁毅然不倒，当真可谓是“流水的天子，铁打的内阁。”
下层的老百姓乃至于朝中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所思考的充其量只是内阁中的大臣们得势或者不得势，从来没人考虑过甚至是不会想到要考虑“内阁”这个机构本身的升值或是贬值。
但雍正七年对于内阁而言，无异于1929年之于美国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内阁大学士们先是发现自己的同事里那些”谨密之士”居然集体旷班，无故缺席，更奇怪的是一向对官员考勤很是重视的雍正竟然对此视若无睹，表现出漠不关心之态，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一众大学士们经过多方打听后方才知道，这些人竟都被调到了皇帝新设立的一处名为“军机房”的官署，于是乎整个内阁都在琢磨这个在养心殿旁边那个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地方设立的新官衙到底是干什么使的，直到发现自己手头的工作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有挑战性，关于军机房的解释文件才秘密地在全国范围内有选择性地公布，说是朝廷用兵西北恐有紧急战况难以及时相告圣上，再者则是用兵西北实乃机密，而内阁至于太和门外，给皇帝呈奏折业手续繁复，难保其间会不会出什么岔子，泄露了朝廷的机密，故日后关于西北战事的军务都交由军机房，直接与皇帝交涉解决，无需再经过内阁。
其实要说战况多紧急倒也不见得，至少这也算是去有计划地打别人，而不是毫无准备地被人先打上一闷棍才回击，说啥那也肯定紧急不过康熙时候的三藩之乱。要说怕泄露机密，这大清朝建立百余年，更机密的事内阁也不是没有参合过，但是，毕竟战场上的事儿都是瞬息万变，皇上说是十万火急，那就只能当十万火急，谁也不敢说这军情早报晚报都无伤大雅。
起初，内阁大学士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内阁已经开始沦落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在他们看来这个“军机房”不过是针对西北战事的临时性产物，就像编修明史要找一些专业性人才聚在一起一样，事情办完自然就要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但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明显是告诉了他们如意算盘打错了时候，居安思危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雍正这厢用军机房这个临时部门用得十分顺手，眼看着帝国西北从愁云惨淡变成霞光万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