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妻美妾-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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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５００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５００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１７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５０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１３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１７人，刑部尚书１６人，工部尚书１３人，都察院左都御史１３２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１人、尚书４人、总督、督师７人、巡抚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１６４４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其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他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遗书中，他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忝例于明君之侧的帝王，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者的耻辱。
看来，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作圣君的后果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总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时代里，崇祯的悲剧其实是从这种体制上就决定了的，不管他是励精图治也好还是宵衣旰食也罢，最后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只不过，这一悲剧的源头并不在崇祯身上，而是应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当那个作过和尚的朱元璋在遥远的南京城里登基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这位下种的开国之君的子孙后代来品尝。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历史的无情没法不令人扼腕长叹。
崇祯和皇太极的区别
崇祯勤奋不假，说他不容易也情有可原。但说“只不过运气太差”，未免太过幼稚了。当然，持此说者也不乏其人，新近便有“十七世纪危机论”，大致因为十七世纪亚洲大气状况改变而诱发以稻麦为主食的中国的粮食短缺，明朝经济大受打击，继而诱发政治社会危机。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更多时，我们更应从内部寻找原因，崇祯初继位，诛魏客，扫阉党，意气风发，政治上的顺手使其高估了自己为政的能力，面对自万历以来积下的弊端，心急气躁，望图一朝以清寰宇，这是不现实的。且崇祯传其祖父万历的禀性，为人刚愎自用，刻忌寡恩，对臣下的极端不信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继位时降座亲拜的四位的辅臣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或杀或贬，与当时“唯先生们之言”的誓言背道而驰。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也是情有可原，毛总兵关东，不受节度，不杀此人，袁督师何以令到将行，何以三年平辽？崇祯当时只是温言抚慰，哪有不满之辞？崇祯之杀袁，在于皇太极之用反间计。
不可否认，崇祯确比万历、泰昌、天启帝更为勤勉，还是孟森先生一语中的：“崇祯于万历前非亡。国之。君，而于万历后则必亡而以已！”
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而皇太极之所以得天下，惟在用人之得当与否。崇祯帝自毁长城，皇太极化敌为友：袁崇焕身为蓟辽督师，忠心可鉴，崩努尔哈赤于宁远，挫清军劲旅于山海，扬名关外，威镇四海。而崇祯不识蒋干盗书之拙技，轻信宦官乱政之莠言，逮袁下狱，凌迟处死。千古奇冤，何其惨也！至此廷臣无一人可堪边事。洪承畴位居阁僚之尊，圣眷正隆，围李闯于商洛，领三军入关东，折损其半，退守松锦，而为一貂裘所俘。不念庄烈设谯以祭，反以剃发易服为荣，臣节丧尽，明人剜心，至此清廷得一人可安天下！崇祯疑人不用，用人还疑，戮忠直之臣以极刑，祭佞二之臣以盛典，焉能不亡国？比之皇太极，其可夫又远矣！整八旗之武功，开六部之文治，龙兴关外，虎视中原，圣主之为也。而明廷污浊，败绩已现：阁僚无卿辅之相，六部无职司之行，满眼官贪吏虐，主昧臣昏；尽是江河日下，一片狼籍！故明亡清兴，非天定数也，实人之力也。信夫！
明朝的皇帝有多大权力
从明代起，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可是，这只是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以一种新的形式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作用＇28＇。
我们知道，明代内阁诸大学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冯元飙传》）。清代官方著作《历代职官表》也说：“内阁职司票拟，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卷二内阁表下案语）。这些话并不错。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后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历史总趋势不可遏止，后来的君主和臣属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成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机构。其权力和特点如下：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29＇，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30＇，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