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最风流-第5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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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观”。
2，盖勋。
盖勋和凉州从事苏正和有仇。武威太守倚恃权势，恣行贪横，苏正和举报他的罪行，凉州刺史梁鹄害怕得罪武威太守的后台，想杀了苏正和，可又拿不定主意，当时盖勋虽然只是汉阳长史，但因为盖家是凉州冠族，盖勋又正直刚义，在凉州素有声望，所以梁鹄便去找他，询问他的意见。有人劝盖勋，可以借机报仇，但是盖勋却拒绝了，说：“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于是劝谏梁鹄，“喂养鹰鸢就是为了捕猎，因为捕猎而杀害鹰鸢，那以后用什么捕猎？”梁鹄从其言。苏正和喜于得免，便拜访盖勋，表示感谢。可是，盖勋却闭门不见，叫门下传话，说“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对苏正和怨之如初。
从这段故事里，不但可以看出盖勋正直的为人，其实也可以略窥两汉的世风、士风：一方面尚义尽忠，另一方面有仇报仇、有怨抱怨，这两方面泾渭分明却又不会因私废公。
盖勋和傅燮一样，也是个忠勇刚义的人。
中平元年，梁鹄去职，左昌接任凉州刺史，时北宫伯玉、李文侯叛乱，左昌趁着征兵贪污了军费数千万。凉州的州治冀县同时是汉阳的郡治，盖勋知道了此事，固谏，左昌大怒，便令他屯守汉阳郡阿阳县，正对着叛军的兵锋。左昌本以为盖勋就算不战败死，也肯定会大败，而如他一败逃，就可用军法将他处死，不料盖勋却不但挡住了叛军，而且数立战功。
叛军打不下阿阳，遂专攻金城郡，杀了金城太守，胁迫边章、韩遂入伙，举边章为首。
盖勋劝左昌救金城，左昌不救。不久，叛军把左昌包围在了冀县，左昌惊慌失措，檄召盖勋援救。与盖勋同在阿阳的凉州从事辛曾、孔常畏惧叛军的声势，迟疑不敢去，盖勋怒道：“以前庄贾失期，司马穰苴将其斩首，今天你们两个小小从事，难道还比庄贾这个监军的地位还高？”辛曾、孔常惧而从之。
盖勋率兵援冀县，斥责边章、韩遂的背叛之罪。边章、韩遂都说“左使君当时如果听了你的话，派兵来救金城，或许我等还能自改，不致从叛起乱，但现在我等罪行已重，不得降也！”虽然不能投降了，但敬重盖勋，边章、韩遂等解围而去。
左昌让盖勋去送死，盖勋却反过来救左昌，可见其忠勇；边章、韩遂因他的来到而解围，可见其在凉州的名望。
左昌因为贪污被免职治罪，槛送京师，宋枭接任凉州刺史。
宋枭想让凉州人家家抄写《孝经》，以平息叛乱。盖勋谏止，说这么做只会让凉州人怨恨、让朝廷嘲笑。宋枭不听，奏请朝廷行此事，结果，果被朝廷诏书诘责，以“虚慢”的罪名又把他给槛送京师了。
杨雍接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夏育被叛军包围在右扶风，盖勋与州郡合兵救夏育，到了狐槃这个地方，被羌人击败。盖勋收余众百余人，为鱼丽之阵，——鱼丽之阵就是把战车放到前边，把步卒放在战车的后边，或进攻敌人，或以此来对抗敌人的进攻。盖勋坚守激战，羌人的精骑夹攻急击，虽有战车为屏，奈何众寡悬殊，汉兵多死，被羌人攻破阵线。盖勋身负三创，坚立不动，指着汉军的木标说：“必尸我于此！”句就种部落的羌人首领滇吾素来被盖勋厚待，于是骑在马上，用兵器拦住了羌人，说道：“盖长史贤人，你们如果杀了他，那就是负天。”盖勋仰脸大骂：“死反虏，你知道什么？快来杀我！”羌人因为他的勇气和壮烈而相识大惊。滇吾下马，把坐骑让给盖勋。盖勋不骑，遂为羌贼所执。但是羌人服其义勇，不敢加害，把他送回了汉阳。傅燮战没后，杨雍便表奏盖勋接任了汉阳太守的位置。
傅燮战死前，围城的匈奴骑兵也曾像滇吾一样，因为敬重傅燮的正直刚义，同时为报昔日受傅燮厚待的恩，亦尝在县外下马、叩头求傅燮出降，“求送燮归乡里”。
傅燮亦如盖勋，明知必死却依然坚守不弃。
傅燮、盖勋一个汉阳太守，一个汉阳长史，可谓是太守不愧长史，长史不愧太守，并相辉映，忠义刚勇之气，共流传千古。
第十章 洛阳图穷将匕见
回信是曹操写的。
在回信中，曹操先是大大地褒誉了荀贞一番，表达了对荀贞为忠义而无惧生死的勇气的敬佩，接着略微叙说了一下洛阳士人对荀贞捕灭邺赵的议论，凡是清正的士大夫、士子以及太学生，无不交口称颂，荀贞虽然一次洛阳都没去过，他现在在洛阳的名头却是一时无二。
再之后，曹操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洛阳如今的政局。
自今年三月，因刘焉之奏请，朝廷复设州牧后，至今先后拜了三个州牧，一个是刘焉，拜为益州牧，一个是黄琬，拜为豫州牧，一个是刘虞，拜为幽州牧。
“牧”一职，由来已久，据说舜时置天下为十二州，就设立了州牧，又称州伯。夏代时，分天下为九州，亦有州牧，如舜时。
入到前汉，本无此职，前汉惠帝三年，开始派遣御史监察三辅，后在各州俱设监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召回了各州的监察御史，不复再设，然后于元封五年置部刺史，此即州刺史职位的设置之始。刺史不理军政，专以刺举、督察为责，行视州部，以“六条”问事。
武帝之后，成帝绥和八年，大司空何武与丞相翟方进共同上奏，认为“《春秋》之义，用贵临贱，不以卑临尊”，而现在刺史秩仅六百石，“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这是“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因之奏请天子，请求“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获得了成帝的许可。
虽然说何武、翟方进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只是把刺史的名称改为州牧，秩俸提高到二千石，实际的职掌并无变化，但从中央集权的角度考虑，他两人的这个提议却是大错特错。刺史正因为有监二千石太守之权，权力太大，所以才不应该给它高秩，“以轻驭重，以卑临尊”，此本是朝廷的平衡之术，刺史本就权重，再给它高秩，那么在地方上谁来制约刺史？
所以仅仅两年后，哀帝建平二年，便因朱博的奏请，朝廷又把州牧改成了刺史，但没过几年，哀帝崩，平帝即位，王太后临朝，王莽把持住了朝政，王莽好古，遂又把刺史改成了州牧。
前汉时，刺史、州牧互改了好几次，不过不管是州牧也好、刺史也罢，不同的只是秩俸，权力、职掌上并无什么明显的不同。
光武中兴，建立本朝。光武雄才大略，娴明政事，自然不会干傻事，所以他废止了州牧之制，改仿武帝，在除了司隶之外的十二个州重置州刺史，而于司隶则置司隶校尉。这次改动之后，刺史就没再变过，直到今年三月，因了刘焉的奏请，朝廷乃又复置州牧。
看起来，朝廷此次改刺史为州牧是有“故事”可依，是在仿照前汉的故事，——汉室是很重视“故事”的，拿本朝来说，只要前汉或本朝之前有过类似的事，那么实行起来就是“有理可依”、“有据可依”，阻力就不会太大，但是，与前汉的几次刺史改州牧不同的是，这一次刺史改州牧，州牧却是有了在州中的军政实权，州部就此从“监察区域”变成了“行政区域”。
州牧有了实权，上马管军，下马理政，州部成了行政区域，各郡太守均得服听命令，而且因为州牧秩高权重，出为州牧的只能是朝廷重臣，如今年出为州牧的三个人便全是本为九卿，刘焉、刘虞且是宗室，那么可以想见，州牧到了州部后，威望必也高重，如此一来，若是短暂的实行或许还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和太坏的后果，可如果一旦长期实行，无异是埋下了地方割据的种子。
天子对此大概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今年任用的三个州牧里边两个都是宗室，黄琬虽非宗室，却是公族子弟，素有忠名，只可惜，天子对此虽有警惕，却也不过是空费心机罢了。孙坚、桓阶倒也罢了，荀贞却知，随着时局的发展，州牧之势终至不可制，朝廷变得形同虚设。
曹操没有对朝廷此次的“州牧之设”发表意见，只是因为荀贞是豫州人的缘故，特地多说了几句出为豫州牧的黄琬。
说过黄琬，曹操又提了一句：因青、徐黄巾复起，朝廷拜陶谦为徐州刺史。陶谦在中平二年时曾先后从皇甫嵩和张温讨过北宫伯玉和边章、韩遂，知晓军事，故临危受任。
紧接着，曹操便转笔说到了洛阳近期的朝局。
他首先说到的蹇硕、何进、袁绍。
天子信用蹇硕，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然大将军何进也在他的领属以下，但何进毕竟位为大将军，而且又有袁绍等人团聚在他左右，蹇硕犹畏忌之，担忧他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与诸常侍共同建议天子遣何进西击边章、韩遂。
天子听了他们的，赐何进兵车百乘，虎贲斧钺，打算诏遣他带兵出京。何进得人暗中送讯，知这是蹇硕和常侍的阴谋，遂奏请遣袁绍东击徐州、兖州的叛乱，说等袁绍回来，他就出兵。
这件事刚发生不久，因此之故，袁绍刚离京都，现不在洛阳，也所以这封回信是由曹操写的。
曹操在写到这一段时，隐晦地写出：蹇硕之所以劝说天子遣何进出京，而天子又之所以同意，并非只是因为何进、袁绍等与宦官存在矛盾，更深层的原因是牵涉到了立谁为皇太子之故。
何皇后所产的刘辩是嫡长子，该被立为皇太子，可天子不喜欢他，认为他轻佻无威，不可为人主，所以想立王贵人所产的刘协为皇太子，但皇后有宠，何进又握重权，故天子迟疑不决。
天子以蹇硕为元帅，何进虽贵为大将军却也归蹇硕领属，一方面固是因天子信赖蹇硕，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天子不想立刘辩为皇太子，所以不愿给何进太重的兵权，以免将来生变，而这次蹇硕等人一说，天子即同意遣何进出京，也是出于这个缘故。
——现在洛阳的政局实在是错综复杂，有士大夫与宦官的政斗，又有“皇储”之争。何进作为刘辩的舅舅，他与袁绍等士人走得近，往深层里挖掘，其中未尝没有无奈之故。荀贞虽然没去过洛阳，但从袁绍、曹操等人的信中，从派去洛阳打探消息的人传回来的一些话中却也知道何进、何苗兄弟不和，何进倾向于士人，何苗则倾向于宦官，当年何皇后之所以能够得宠、成为皇后便是赖了宦者之力，故此何苗一直反对何进和袁绍等士人走得太近，可不和士人结盟，何进又能怎么办？天子信用的蹇硕等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会顺从天子的意思，支持立刘协为皇太子，要想与他们斗争，要想立刘辩为皇太子，何进只能借重士人的力量。
一边需要借重士人的力量，以保证刘辩能被立为皇太子，一边又觉得何苗的话不错，如听从袁绍的意见，把宦官尽数诛掉，那么士人之势便无人可制，朝廷大权必将被士人垄断。
以是之故，何进其实也是很矛盾的，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荀贞只从袁绍、曹操等的信中和一些听闻到的事情中都能体会到他左右不定的犹豫。
说过何进、袁绍、蹇硕的事情，曹操又提了下天子阅兵于平乐观之事。
从曹操的信中，荀贞才知道，天子阅兵平乐观却竟是因为何进的奏请。在闻术士称京都将遭兵灾、两宫流血后，何进的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对何进说“《太公六韬》说：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何进以为然，遂入奏天子，天子乃召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
接着，曹操又说了点鲍鸿、赵瑾的事儿。
鲍鸿是西园八校尉中的下军校尉，位仅在蹇硕、袁绍之下。赵瑾是上军校尉蹇硕的部下，为上军别部司马。就在曹操写信的时候，鲍鸿被朝廷派去汝南讨击葛陂黄巾，赵瑾则被派去平定巴郡的板楯蛮之叛。赵瑾是蹇硕的人，鲍鸿则是袁绍一党。
因为没能把何进调出京都，所以蹇硕又奏请天子，改对西园校尉中的袁绍一党下手。
西园八校尉的这八个人选是士大夫与宦官平衡的结果，其中有宦官的人，有士大夫的人，相比之下，士大夫占了上风，如袁绍、曹操、鲍鸿、赵融、淳于琼等都是士人，蹇硕虽为上军校尉，统率其余七个校尉，可真正与他同为宦官一党的只有冯芳，冯芳是已死的故中常侍、车骑将军曹节的女婿，所以，为了更进一步地掌控兵权，蹇硕奏请天子，遣鲍鸿出京击乱。
作为平衡，在士大夫的要求下，他也派了自己的别部司马赵瑾远击巴郡的叛乱。
袁绍一党在这件事是吃了亏的，鲍鸿是下军校尉，赵瑾只是个别部司马，孰轻孰重不必多说。袁绍先被派去击兖州、徐州之乱，鲍鸿又跟着被遣出京师，上、中、下三个校尉，现只有蹇硕一人留在京都，没了袁绍、鲍鸿在前头顶着，曹操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