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河-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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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十分恼怒地擦了擦口水，想发作，但面对自己孤立的处境，只得无可奈何的忍了。他说：“你文明点好不好！有理可以讲嘛！”

“讲文明？讲理？你刚才还在说造反有理，老子今天就造你这小子的反！”工人讥讽道。

此时，红卫兵学生自觉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但他必须说，除此别无良策。头上已是汗珠滚滚的他想掏手绢擦汗，却掏出了一份宣传单；那是一份“五&；#8226；一六”通知，是中央文件。红卫兵感到了一种力量和希望，也顾不上擦汗就说：

“我给大家念一段中共中央五&；#8226；一六通知好吧，这是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红卫兵还没念完，便被李亚如打断了：“你别耍滑头转移话题，中央文件我们自己会学习，现在先回答你们标语上的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踢开院党委，赶走工作组’，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放火烧荒’、‘越乱越好’，你居心何在？只有无产阶级的敌人才希望社会主义的天下大乱，好达到他们颠覆、复辟的目的。”

红卫兵无可奈何地放下宣传单答道：“要党的领导，但院党委和工作组只有在正确地贯彻了中央精神时才能代表党；否则，我们就要造它们的反。”

李亚如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是什么东西，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比党委还高！就算是院党委犯了错误，也轮不到你们来裁判。共产党是有组织原则的，上面还有更高一级的党委，还有民主集中制，还有党的纪律。……”

这时人群中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揪出师大一小撮黑卫兵示众！决不许右派翻天！”

口号声中，几个愤怒地愣小伙子将那个红卫兵从木箱上揪了下来，拳脚俱下，人群大乱。无法继续辩论的李亚如和周星挤出人群，只见皇城根人山人海，类似的场景正在不同的人群中重复，其中还夹杂着“救命”和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

针对师大“右派翻天”和“红卫兵”组织的出现，工厂、机关的“赤卫队”和农民的“赤卫军”，学生的“红旗战斗队”应运而生。人们迅速地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大字报铺天盖地的上了大街，高音喇叭响彻云霄，各种传单像雪片似的在空中飞舞；从此，国无宁日，天下大乱。动乱中的秀江市同时出现了一种“红海洋”现象。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塑造一个红彤彤的世界，让我们的山是红色的山，水是红色的水，天是红色的天，地是红色的地，毛主席语录开始遍布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物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人人必备；震天响的语录歌和造反歌成了天下第一流行歌曲。更为奇特的是，激动的人们把整桶整桶的红油漆从大块墙面的顶上往下淋刷，再写上毛主席语录；红油漆一时成了紧俏商品。周星一位朋友曾激情滿怀认真地对他说：

“如果有可能，我真想把蓝天也染成红色。”

周星打趣地回应：“那就不用了，秀江傍晚火烧云时，天全是红的。”

就在秀江市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表示了热烈的支持。红卫兵一夜之间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造反的英雄。紧接着在8月5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8月12日全会闭幕，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决定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的赤卫队员们感到纳闷了，周星也感到纳闷了：难道我们维护党的领导错了，真成了“保皇派”？难道那么多基层党组织都烂了？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党员和干部都是好的怎么理解？那建国以来取得的那么多成就又怎么理解？在人们思想陷入混乱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南下串连队来到了秀江市。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北大聂元梓的“奇文”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造反有理”，而且在秀江市刮起了一股“炮轰省、市委”、“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台风。他们有一种令秀江人民难以接受的理论，那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这场革命中做出抉择，受到洗礼；因而各级党委、全体当权派都必须接受‘炮轰’‘火烧’，才能真正鉴别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造反就是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否则就是反革命或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周星是和李亚如一道在市中心广场的大字报栏上看到这些文字的。他很不理解，很不明白，很难接受，但中央文革为什么还要支持造反派呢？他迷茫的望了望副馆长李亚如，希望这个党支书，这位经历过抗美援朝战火考验的领导能坚定而正确的给他指点迷津。然而，周星失望了，他在李亚如的眼中只看到了一种愤怒、无奈、悲哀的神色。她和周星的眼睛对视了一下，觉得自己对这位年轻的下属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她一改平日的“小周”称呼，特意多加了一个“小”字，严肃的说道：

“小小周，眼前的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生死较量。今后的路将会难走，很难走，但前途是光明的。可能我帮不了你什么，但你必须始终牢牢记住，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站稳阶级立场，就一定能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李亚如讲话时的语言是平静而认真的，但周星已敏锐地看到了她眼中没有流下的泪花。突然，路上走来几位工人赤卫队员，他们骂骂咧咧不由分说地将南下串联队的大字报撕了下来；对那些撕不动的标语和大字报就用红笔打上大大的叉，或是批上“反革命言论”。赞同赤卫队观点的人群纷纷鼓起了掌。就在这时，一辆高音喇叭宣传车在路中猛然停下，车上飘着“北京南下串连红卫兵”和“秀江师大红卫兵”的战旗。红卫兵们怒气冲冲地跳下车，揪住工人赤卫队，抢夺赤卫队员的笔和颜色。为首的红卫兵质问为首的工人赤卫队员：

“你们为什么撕我们的大字报，干涉我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利。”

工人师傅毫不示弱地说：“小子！毛主席教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他妈的不在学校好好念书，跑到街上惹事生非，帮阶级敌人的忙，做反动宣传，我们工人阶级不管你谁管你！”说完，他大手一挥又命令道：“赤卫队员们，给我继续撕！”

一个要撕，一个不让撕，冲突迅速升级成扭打。一辆造反红卫兵的宣传车又开来了，力量对比开始悬殊。混战中有人鼻青脸肿流血了。不能眼看工人师傅吃亏呀，从未打过架的周星不顾李亚如的劝阻，加入了混战。开始周星还想劝歪架，暗帮赤卫队，没想到大个子的北京红卫兵冲周星脸上就是一拳。这一拳挨上非鼻青脸肿不可，幸好周星小时候曾学过三拳二脚，他近乎本能地一个右侧闪，避过对方的冲拳，又迅速抬左腿一个侧踹，将对方踢得后退了几步。此时周星明白已经脱不了身，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只得横下一条心了。几个红卫兵见周星会点武术，便同时围了过来。李亚如想冲进圈子保护周星，又被几个女红卫兵缠住了。车上的红卫兵把旗杆拆下来当武器，混战更加激烈化，可车上的高音喇叭还在高喊着“十六条”里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位小个子的工人赤卫队员被三个红卫兵按在地上踢打。周星的头上被旗杆敲起了一个大包。胆小的围观者纷纷后退。就在这时，一支“农民赤卫军”仿佛从天而降，他们手拿扁担从人群中杀进来，为工人老大哥助战。一位黑脸光膀子大个儿农民，挥舞扁担边打边喊：

“我不懂什么十六条十七条，我们贫下中农保卫毛主席扁担一条。”

……

文革运动像脱缰的野马任其发展，基层党领导渐被架空。

第4章　寻求真理上北京　天下大乱见闻奇

　这时的中国；已成了真正的政治大国。单位已经无事可做了，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仍旧约束着群艺馆的馆员们，自觉地每天到单位报到。已有身孕的李亚如只能是安排大家自学报纸、文件、或是自由上街“关心国家大事”。

街上的传单、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即便在半夜三更也迫使人们接受它刺耳的噪声。电影院的影片是毛主席一次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支持造反派，还亲自给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社论，也在号召工农兵要支持革命造反派。总之，舆论的导向在明确的告诉人们，造反是对的，保皇是错的。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难道现在能不听话吗？跟着毛主席不动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解放十几年来在国内打造出来的一种政治信条。赤卫队、赤卫军纷纷解散，但大家还是不能接受“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和行为。既然“造反”已成了时髦的革命代名词，大家便都加上吧。于是，原先的保皇派“师大老多”和原赤卫队、赤卫军的一部份人成立了“造反有理联合指挥部”，简称为“联合指挥部”。其意是造反可以，但得有理。这组织也被老造反派们称作“铁杆老保”。秀江市的大部份人干脆“反戈一击”，倒向了老造反派。造反派的力量空前发展壮大，由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于是干脆改名为“秀江市革命造反大军”和“秀江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统一简称“造反大军”。市郊和周边农村的“联合指挥部”人员始终是多数派，他们坚信保皇没错，眼下只是换了块牌子而已。彷徨中的周星没有立即轻率的倒向任何一方，他要看看，在这乱纷纷的大千世界中真理究竟在何方？他思念母校和故乡，便把秀江市发生的一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自己的班主任高松老师。

高松老师的回信很快就寄来了。周星拆开厚厚的来信，只见书信的字体劲疾，倾诉的语句激越如瀑：

周星同学：

你好！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你的来信。你使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面坚信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同学是好的，乌云过去还会有一个明朗的天。你的母校是高等艺术学府，是文化革命的重点，秀江市发生的一切正在这里更为激烈的爆发。当我提笔给你回信的时候，已是深夜凌晨三点，学院红卫兵在凌晨两点才从我的宿舍离开。现在，我的客厅、卧室是一片狼籍，书籍、纸、画、衣物丢得满地都是，能抄走的东西都被在校的红卫兵们抄走了，抄不走的东西也都被糟蹋得差不多了。然而，我现在已经没有气力，没有心情去收拾，因为我已被红卫兵强行站立面壁达六小时之久了；只有我的夫人拖着瘦弱的身体，边流泪边收拾屋中的残局。庆幸的是我们五岁的女儿早已送到奶奶家去了，否则，她今天一定会吓坏的。真弄不明白，我只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一位普通的班主任，难道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与其它教师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各系的老教授们每天都在受着非人的待遇，接受无情的批斗和折磨。每天早上五点半，他们必须挂着不同罪名的黑牌，带着不同的高帽子在学院的操场上跑圈，并要按口令做各种奇特而又高难度的动作，不到有人累倒是绝不停止的。然后，又让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相互吐口水，扇耳光，直到打得脸部红肿流鼻血。到七点半又全体站在学院门口的高凳上挂牌示众，口里还必须不停的念着：“我罪该万死，我是牛鬼蛇神。”你还记得音乐系的作曲家贺音晨教授吗？他可惨呢！已是五十的人了，昨天却被两个红卫兵同学驱赶着拉一大车粪到市郊的农场去，中午饭也没给吃又往回赶。在通过二公里长的南滨江大桥时，贺教授实在走不动了，便挨了红卫兵的皮带抽打，他只得爬起来坚持前进。没想到红卫兵却命令贺教授推着大车跑步过桥，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后面驱赶，跑慢了就用自行车冲撞和皮带抽打。回到学院时，贺教授口吐鲜血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