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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7章

如果这是宋史-第3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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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

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

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一百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

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

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

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越会感到可笑。

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

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

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

蔡京。

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

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

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

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不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

当我受虐狂啊!

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

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

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自己的手里,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

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对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

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

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

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

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

这点小事儿,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

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

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

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

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

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

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

  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

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

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

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

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

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

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

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

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

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颤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

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

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

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

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

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

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

赵佶点头。

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

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

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

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

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

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

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

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

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

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

一切从这件事开始。

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

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

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

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

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

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第四章 党争养蛊孰为殃

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

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

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

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

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

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

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

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

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

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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