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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

如果这是宋史-第2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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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她有这样一位超级天才的儿子,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了“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地吐。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随手写了些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分,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宋朝言论自由,他身为大臣说什么都可以,何况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正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50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50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利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了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做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对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第九章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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