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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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和别的同学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也不像书蛀虫。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又有人按门玲,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记得清的还的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围着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牌交给我们,说:“停一会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
后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看,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8'
此外,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里。'9'几天前,这些学生们还大闹教授会,与教授们对峙。几天后,当遇到危难时,他们却近乎本能地逃向这些教授家里寻求保护。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逼”他们补考的教授们,在危难关头也一定不会拒绝他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时的教授欣慰和自豪。
顺便说一句,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对此次事件叙述甚详,但对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保护学生领袖一事,却只字不提。
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
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10'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11'
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12'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13'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4'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15'。
2006年10月29日
'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278—279页。
'2'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68页。
'3'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79页。
'4'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7—188页。
'5'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8页。
'6'苏云峰:《从清华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1页。
'7'韦君宜:《敬悼冯友兰先生》,《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8'韦君宜:《“二·二九”那一天》,《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9'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5页。
'10'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1'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
'12'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3'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2001年3月版。
'14'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页。
'15'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五四”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长校后的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流出了胡适的新诗,流出了鲁迅的白话小说,流出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理论文章。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者,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新文学最初的那些作品,大都发表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和《新潮》两种刊物。继北京大学之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可以说,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十来年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国现代大学为依托的。二十年代末期,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兴起,新文学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为中心、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学,仍然是以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为根据地,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则开始与大学相分离。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有所谓“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分,而这时期“京派文学”的作者,基本是北方一些大学的师生。抗战爆发,新文学从外在的格局到内在的精神都发生巨变。全面抗战开始后,文学进一步与大学分离,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
中国新文学起源于大学。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虽然并非一成不变,虽然在总体上新文学逐渐与大学相脱离,但毕竟在各个时期新文学与大学之间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1949年后,新文学进入了所谓“当代”,与大学的关系也基本断绝。一方面是大学的教师或学生,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创作者,这样一种身份合一、一身二任的现象,进入“当代”后基本绝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大学之间又开始发生关系,一批本在大学之外从事文学创作、身份本是“作家”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或兼职教授,成了大学里的“硕导”或“博导”,甚至被聘为大学的文学院长。贾平凹、王蒙、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人如今就或在一家或多家大学当“兼职教授”、“带”研究生,或干脆双脚踏进大学成了专职的教授、“硕导”、“博导”。表面看来,这是在恢复新文学的一种传统。但实际上,今天的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前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骨子里不可同日而语。
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要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就要弄明白在1949年以前文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11日,即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复函北京大学,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新青年》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在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上,已经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