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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行者无疆-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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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由此联想到,我在与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交谈时听到他的上海口音,在电视里听到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总觉得如果没有现代传媒,他们也会这么静静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头,无人注意。这是因为,这种口音带有一种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无身份特征。中国最早进入市民社会的地方,把现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语言中。没有等级,没有火气,没有警句,没有哲言,不擅讥讽,也不会激烈,却能藏龙卧虎、深不可测。

史久镛大法官比董建华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长了一辈,眼光更加淡然,脚步更加缓慢。

过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当然上海不会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也许,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

自己的真相

1阿姆斯特丹说得上是一个色彩之都。

鲜花出口数量全世界第一,又拥有最会摆弄色彩的伦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橱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种色情女郎,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远会带来麻烦。它会鼓励混乱、引诱骚扰吗?也许。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两组拍摄街景,两辆车停在不同的停车场。一小时后传来消息,一辆被砸,一辆被撬。我的一台新买的数码相机,以及随队记者的两台手提电脑均不翼而飞。我从希腊开始拍摄的照片,全都贮存在那台数码相机里,这下算是全完了。

停车场是收了管理费的,却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管不着。其实两个停车场都不大,里边发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达才一小时就已经这样,这个平静的下马威使我们对这个色彩之都纳闷起来。

到处都在修路,又是阴雨绵绵,几个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乱叫,似极度兴奋又似极度愤怒;吸食大麻的苍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阶上手足无措,独自傻笑;木阶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废弃的脚踏车在水里浸泡。

2对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产生过很大的混乱,现在好像是为这种混乱后悔了,但又有点遮遮盖盖。

我是说伦勃朗在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正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境遇中又有较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有点不可原谅。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3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好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释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便把导演刘璐拉过一边,告诉她,我以前读到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有一个情节一直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才让人泫然。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复述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离开刘璐,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荷兰水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他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玲珑小国

1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型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派贵族派头,连美国气魄宏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老”,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了,这些蜿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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