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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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保险。”王鹤寿特别提醒跟他仍在较劲“一吨钢一吨油”的石油部部长、好友余秋里。
这是肯定的，把人和设备拉到有保暖设施的城里，会比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要保险得多。但余秋里却不甘心这么做：一年十二个月，过冬就要花去六个月，搬进搬出两次折腾，队伍的消耗不说，光会战的时间就至少拉长一倍！这油田开发将拖到什么时候呀？
“不行！这么干我们耗不起！队伍耗不起！国家要油的时间耗不起！既然一屁股坐定了北大荒，那就不该随便动来动去。还是我说的老话：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余秋里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那只有力的右拳，一连挥动了十几下。“就这么定了，天塌下来，也要把它顶回去！”
然而决心是决心，办法何在？
盖房子？在荒原上一下盖起几十万平方米的房子和其他防寒设施，再让职工们住进去，让机器设备进暖库，吃的粮食蔬菜也能入窑，能做得到吗？肯定不能。一是既没有那么多钱，二也没那么多建筑材料和施工队伍，另外时间也来不及呀！北大荒的冬天不仅寒冷，还有风暴呢！房子不盖坚固，一阵风刮来伤亡不更严重吗？
挖地洞？到处水泡子、沼泽地，夏天雨季来了还像时下让职工们长年累月光着腚子、叉着双腿烤火盆？
不行不行！余秋里和会战指挥部领导成员为此苦思冥想，一时不得要领。康世恩更是急得眉头直皱：“目前油田开发的注水试验正在关键时刻，要是注水的工作一停下来，问题可就更严重了……”
“别急别急。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的。”余秋里嘴里安慰自己的亲密战友，心里其实比谁都着急。
关键时刻，还是黑龙江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出了个好主意。余秋里因此生前深怀感激地这样回忆道：“有一天，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有一种办法可行，就是东北老乡搞的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于是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情况。又找民间泥瓦匠，调查当地居民住房的用材、设计和施工情况。经过调查，发现附近乡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当地称之为‘干打垒’的房子，它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几乎全用土垒筑成。墙壁是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锤、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等捋成草把子做垫层，上覆碱土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房子看起来很土气，但墙厚实，房顶密实，结构也严实，防寒性能比较好，夏天也不太热，适宜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随时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能够很快地大面积地建设起来。我们一致认为搞‘干打垒’这个办法可行！”
瞧，大部长对这土房子的认识水平如此专业！如此专业的不止他一人，参加会战的几万名干部职工每个人都对“干打垒”很专业。大庆的老一辈告诉我，他们人人都会建“干打垒”。“不会建干打垒的，没住过干打垒的，就不是真正的大庆人。”现今三十岁以上的大庆人，他们也非常骄傲地这样告诉我。
“干打垒”是大庆历史上第一批居住的建筑，也是永远留存在大庆人记忆中的那种不可抹去的一种象征，就像延安窑洞一样。虽然现在我们上大庆市看到的是高楼耸立的现代化城市，但在二十多年前的漫长岁月里，这儿的人，无论是部长市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居宿这些用泥、羊草和芦苇等垒起的原始式建筑内。
余秋里是将军，熟知中外战争史上曾经发生过多少因孤军深入雪域疆塞之后，面对茫茫冰雪旷野、奇寒骤至时将士不战而倒、坦克大炮如同一堆废铁、最终铁骑雄师溃不成军的悲剧。因此他在雨季尚未结束之际，就向全线提出“以建干打垒为中心的冬防保温工作是确保会战存亡的一个政治问题”。各单位必须“第一把手挂帅，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制定长远规划和每月、每旬、每日的计划，抽调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定期检查规划执行情况。与此同时，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搞冬防的群众运动”。而且他把这样的全体动员、人人动手的建屋战斗，形象生动地搞成了“七手八脚，七嘴八舌，人人动手，个个献策”的为自我生存而战的大比赛。
纵观余秋里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大工作特性，就是他娴熟的“群众运动”本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什么事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余秋里在领导军队和地方经济工作中之所以能够几度出色和辉煌，与他这种娴熟的“群众运动”的本事密不可分。
在进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上的“群众运动”中，余秋里每一次都是创造不朽业绩的常胜将军。
石油大会战中的防寒之战，余秋里依然稳操胜券。为此，他亲自签署三条命令：一、不管西伯利亚的寒流如何凶猛，会战队伍一定要像解放军在战场上一样，坚守阵地，一个也不许撤走，一步也不准后退；钻井一刻也不能停，输油管线一寸也不能冻，人一个也不能冻伤。二、由油田建设指挥部迅速调查总结当地老百姓“干打垒”的施工方法，油田设计院提出“干打垒”的标准设计，供应指挥部负责木材、木房架、门窗、芦苇、油毛毡及砌火墙和炕口的红砖。三、各级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充分发动群众，在搞好油田生产建设的同时，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和时间，开展一个人人搞干打垒的群众运动；和老天爷争时间，为国家原油自给争速度。
真是军令如山倒。7月份开始，“干打垒”行动在不影响石油开发和勘探主业的前提下，全线开战。顿时，在轰鸣的钻机林中，一座座、一排排遍地丛生。到9月，历时一百天的为生存而战的“防冬保温”战斗胜利完成，全线建起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转眼间百里亘古的荒原上出现了众多村落，如同天上撒下的繁星……除了人居住的居室外，车库、机房、食堂，甚至干部办公室、职工学习室和卫生所等也沾了“干打垒”的光。一个个“铁人村”、“群英村”、“八一村”等地名也应运而生……
入冬时，会战全线基本做到了“人进屋，菜进窖，机器车子进库房”。但绝对不要把“干打垒”想象成天堂一般。泥垒草秆房毕竟是原始的，更何况所谓的“火墙”也不是那么绝妙。加上当时根本没有通风通气的必要设施，取暖所用的也净是大伙儿从井场上捡回来的落地油。这油烟的污染和毒气自然少不了。特别是南方过来的干部职工，打小没睡过暖炕。睡时往暖炕上一躺挺舒服，可一睡下去半夜常常不是背上被烧脱了一层皮肉，就是衣服棉被化成了灰烬。更有甚者，由于通风不够，焦油熏出的毒气，也不乏有人在不注意时第二天再没醒过来……后来成为石油部副部长的李敬同志就有过如此险情。那是这年的11月12日早晨。北风怒吼，滴水成冰。第二战区的两名机关干部有事向时任副指挥的李敬请示。可当他们来到李敬同志办公兼宿舍的干打垒前见房门紧闭，便猛然紧张起来——因为这两名干部知道平时他们的副指挥有起早的习惯，不会像今天这个时候还不起床。于是俩人立即撞开房门，顿时里面冲出一股浓烈的油烟味和皮毛烧焦的气味。再看电话机上，尽是呕吐之物……李敬出事了！两名干部去看床上的李敬时，见他已皮焦肉烂，惨不忍睹，早已失去知觉。“医生！医生快来！”电话铃立即响彻战区。李敬被送到急救地。经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在一番紧张的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后，李敬终于得救。石油战线后来才有一位诗才横溢的“诗人部长”——李敬写过许多诗篇，也出版过诗集，可称石油高官中文采最好的一个。这是题外话。
尽管“干打垒”差点使石油战线少了一个“诗人部长”，但它终究还是救了余秋里和五万会战大军。之后的若干年里，大庆人每年都要动手筑起一批又一批干打垒，以满足日益发展和壮大的队伍。现今年轻一代的大庆人，他们虽然不曾像前辈人亲手参与那火热的建村盖房之战，但他们却多数是属于“干打垒”里呱呱落地的“小大庆”，而且“干打垒”还诞生了大庆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大庆会战多艰难！艰难是因为那个荒原的特殊地理环境，还因为会战岁月偏偏遇上了共和国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
那年10月，会战的五万大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来了一个要命的电文：素有中国米粮仓的黑龙江省的储备粮已过“危险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国家规定全线下调。
“下调到多少？”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一听就大嚷起来。
北京—萨尔图的电话专线里，张文彬向他报告：“钻工从每月56斤减至45斤，采油工从45斤减至32斤，干部、专家和机关人员一律减到27斤。而且每人每月还要省下两斤爱国粮。部长你看怎么办？咱们会战的同志多数是干体力活的，原本的口粮也刚刚够大家填饱的，这一下要降这么多……”
“……”北京方面没有回答。
张文彬着急地：“余部长，你在听吗？”
片刻，电话线里终于有了声音：“我听着呢！”从来声如洪钟的余秋里第一次在电话里变得有气无力。
张文彬不敢大声了，小心翼翼地补问了一句：“余部长，你看还有啥办法？”
这一头的余秋里长叹一声，无比沉重地：“知道吗？主席也从10月份开始不吃肉了，总理和中央领导现在都不吃肉了……”
张文彬不再说什么了，他想放下电话，又怎么也放不下。
“文彬同志啊！现在会战的同志情况怎么样？千万千万要稳住啊！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部党组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对应措施。”余秋里焦虑万分地叮咛着。
“是，部长。”
张文彬放下萨尔图—北京的专线，会战各战区求援的电话却早已四起，震耳欲聋：
——不好啦，张指挥，我们这边有工人因为没吃饱饭，结果从卡车上掉下去摔死了！
——了不得了不得呀，我们这儿也有因为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今早上班一不小心掉在油池里淹了个半死……
——总指挥部吗？我是油建食堂呀，这儿有30个同志因为吃了发霉的豆饼中毒了，你们快来救救呀！
——哎呀，你们领导快想想法子吧，我们队上已经有好多人得了浮肿病，现在连正常上班的人都排不出了。张指挥你说怎么办呀？
“我、我有啥办法呀？”张文彬冷汗淋淋，最后连电话都不敢接。这可怎么是好？
“快向北京报告吧！赶紧给余部长他们求救呀！”会战指挥部里挤满了各战区的头头脑脑们，他们个个都在跺脚拍脑袋。
被吵昏的张文彬仿佛刚从噩梦中醒过来似的，重新扑到萨尔图—北京专线电话上，操起话机，火急火燎地：“立即给我接北京！”
“文彬同志，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头，余秋里在询问。
“部长，我、我们工作没做好，今天已经发现356个职工出现了全身浮肿……”张文彬几乎是含着眼泪在说话。
“什么？356个？就一天之内倒下了这么多？”电话机里，余秋里的声音震得全指挥部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是。他们有的已经被送到医院，有的还在干打垒里躺着，有患病的同志还坚持要上班，结果半道上跌倒了又被人抬了回去……”张文彬的声音在哽咽。
“……”北京专线再度沉默。
“文彬同志，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向我和部里报一次。听清楚了没有？每天报一次！”余秋里终于说话了，声音是沙哑的。
第二天，张文彬在电话里报告说，会战前线患浮肿病的人已经超过600，几乎是前一天的一倍。
余秋里听到这个数字硬忍着。
第三天，浮肿病的人数达到800多……
余秋里听后还是强忍着，但心已经在焚烧。
第四天，浮肿的数字过了千人。
“不行！这样下去还了得？”忧郁沉闷多日的秦老胡同，终于爆发出余秋里无法排泄的焦虑和痛苦疾号。此时，他正和康世恩等部领导在北京召开石油部厂矿长会议，会议还在半途，将军便对康世恩说：“老康，你赶紧过去！一定想法阻止和扼制浮肿病的蔓延，同时务必要稳定队伍！”
“行，我明天一早就走。”满脸忧云的康世恩猛地从沙发上站起，低头就往院子外面走，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