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大民国-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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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节 又是大混战
冲突是以奉系军阀大将郭松龄的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开始的。
郭松龄是辽宁省沈阳人，据说是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次年进永平府北洋陆军第二镇随营学堂，1908年任奉天防军哨长。1909年随朱庆澜换防进入四川，担任连长，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又进入北京将校研究所，陆军大学学习。
此人│割命│很早，资历很老。不过跟大多数早期的│割命│者一样，事业并不顺利，不过他运气倒也没有坏透，起码没有当成先烈，但也只能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命运弄人，后来讲武堂中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这个学生叫做张学良。在学生的举荐下，郭松龄进入了奉军，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已经做到了旅长，并且在这次战斗中，非常显眼，在全线溃退的奉军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已经成了副军长，而正军长是张学良。在这次战争中，郭松龄指挥奉军大败直军，地位更加显赫，仅次于奉系元老。
直奉战争后，冯玉祥跟张作霖的矛盾越来越深，终于在和平了一年后，郭松龄被张作霖召回到奉天（沈阳），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到天津后，郭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
然后在11月下旬突然起事了，先是通电宣布讨伐张作霖等奉系军阀，接着把军队改名东北国民军，跟冯玉祥的中华国民军相呼应。又要求张作霖下台，让张学良接任东北三省总司令，同时急速进军沈阳。
对于郭松龄为什么反戈一击，众说纷纭，有说他在日本观摩军事演习的时候，偶然得知张作霖正在采购军火，要打冯玉祥，同时还出卖中国利益，跟日本人签订了新的21条卖国条约。因此十分不满，与冯玉祥联系，要武装反奉。也有的说，他为人正直不愿意打内战，同时看不惯张作霖的作风，希望张学良上台革新吏治。还有的说，郭因为在直奉大战中居功至伟，但是入关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因此对奉系不满，此次倒戈纯粹是为了自己能独霸东北。
不管怎么说，他反叛了奉系，而且由于郭松龄的军队本就是奉系的精锐，又是突然倒戈谁也没有想到，很快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直逼奉天（沈阳）。
此时张作霖也被突然出现的局面弄懵了，嘴里直道自己完了，一边收拾家私让人带出东北，一面非常愤慨的给手握重兵的儿子张学良发电询问原因。因为郭松龄的军队最高长官其实是张学良，而郭此次起事用的也是张学良的名义。
可张学良自己此时也搞不懂状况呢，但是他实在是不想东北军自己人打自己人，只能派人跟郭松龄接触谈判。张学良要求郭军先行停战，然后慢慢谈判。而此时郭提出停战的条件是：（一）山东归岳维峻。（二）直隶归冯玉祥。（三）热河归李景林。（四）郭本人回奉，统掌东北。
司马昭之心若揭，看来还是地盘的诱惑力最大，什么道义都是空话。
张学良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跟郭松龄交涉，而郭军此时已经逼近了奉天。
张作霖急了，他搞不懂状况，加上郭松龄的通电是要他下野，让张学良上台，因此他甚至以为此时的败局完全是张学良故意为之，以为自己儿子跟郭松龄是一伙的，目的就是他老子的官位。因此张作霖悲愤的给张学良发了一个电报，电文曰：汉卿先生，我可以不死吗！
老子对儿子说出这样的话，让张学良大惊，知道自己父亲误会了自己，顾不得心痛东北军内斗损失了，跟郭松龄开始玩命，动了真格的。同时派飞机在郭军中散发传单，揭发郭打着自己旗号图谋东北的阴谋。
而张作霖这个老胡子也定下心来，开始跟日本人接触，以出卖更多的东北利益，换取了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一边暗地里，让两个师的关东军精锐换成东北军的军装，帮助张作霖作战，一边派飞机轰炸了正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的郭松龄军，然后警告不要在铁路线两公里内开战。
一下子打乱了郭军的部署，接着张学良开始反击，郭的军心本来就因为张学良的揭发有所动摇，又被日本人突袭，在张学良的反击下即可溃散投降。郭松龄本人跟妻子装扮成老百姓，想要逃跑，却被抓住，张作霖命令曝尸三日。
这是关外东北军的情况，而关内的东北军情况也不妙。
跟郭松龄一起反戈的手下李景林，本来地盘是直隶。可是当郭松龄一出关，跟张作霖大军交战，他在这里就跟冯玉祥的国民军起了冲突。
国民军此时有三个军，冯玉祥执掌第一军，第二、第三军分别由岳维峻和孙岳执掌，原本是陕西地方军改编而来，冯玉祥并没有绝对的掌控力。郭松龄一离开天津，随即第二军就开进天津，第三军也不甘示弱想要趁奉系内乱的机会，抢夺直隶。结果就跟李景林发生了冲突，并且很快把李景林赶出了直隶。
李景林一看冯军不可靠，便再次倒戈投向了张作霖，并且联系南方的直系军队跟冯军开战。
此时的直系势力在孙传芳的带领下，不但没有因为吴佩孚的垮台而一蹶不振，反而再次崛起，将浙闽皖赣苏五省的直系军队再次组织在一起，孙传芳自认五省联军总司令，开始北上攻击冯玉祥。
冯眼见西北军本来面对的大好局面，突然变成了众矢之的，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宣布下野去苏联考察去了。
而在绥西一直虎视耽耽的赵书礼军队此时面对着这样一个大好的局面，一面是行将溃败的冯系西北军，一面是孙传芳吴佩孚和张作霖李景林等人发来的参战邀请，若参战就可以分享冯军占据的直隶（大致为河北省）北京天津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盘。
但是赵书礼此时也做出了一个让众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他也宣布出国考察，目的地也是苏联。
三十五节 库伦见闻
赵书礼为什么要去苏联，其中有躲避内战的因素，随着自己的实力越来越显眼，也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了。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数数提的上的战斗次数，也就是随徐树铮参与的那次直皖战争了，紧接着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因为马福祥的手腕躲过去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他去北方收复外蒙了，也躲过去了，可是眼下冯玉祥跟张作霖的争斗就实在是躲不过去了。到时候如果你不参与其中一方，弄不好双方都来打你。
对于冯玉祥他内心是有好感的，这个人总的来说还是正直的，不贪钱不好色不搜刮，手下的军队也是军纪严明，在军阀中算是独一份了。只可惜此人自幼贫苦，虽然进入军中后，刻苦用功，现在偶尔也能做几首打油诗，可是眼界毕竟小了，胸腹格局不够高远，他作为一个【整治】家表现的跟一个愤青一样，满口│割命│口号，天天喊着要收回国权，打到帝国主义。在国家还处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这样喊确实是能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情，可太不现实了。有一个阴暗的事实，那就是一国的【整治】人物，永远不可能像媒体上宣扬的那样伟光正，相反往往都是腹黑之徒，因为能通过层层权力斗争爬上最高的金字塔高位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热心善良正直的小白。虽然很阴暗，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却是必须的，假如有一个国家让一个小白做了他们的领袖，这才是这个国家的悲剧呢，想想宋襄公就知道了。因此冯玉祥这个人适合当别人手上的一杆枪，但是却做不得打枪的人。
而张作霖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军阀了，既贪恋权贵，又喜欢金钱，还享受美色，而且为了私利甚至不惜出卖一些国家的利益。但是赵书礼知道这个人还不能被称为汉奸，因为按照这个时代的看法，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走狗，可是最后却死于日本人之手，原因恰恰是他出卖的利益让日本人不满意。其实像这类人，你喊他汉奸或者卖国贼恰恰是最大的谎言，他们其实是最不可能当卖国贼的，因为以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标准，国家就是他们的私产，他们岂能卖掉。而且大家还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正因为张作霖主掌了东北，奉系大大小小的军阀才团结到了一起，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强力的胡子坐镇东北，东北三省分成大大小小的山头的话，那么日本人夺取东北也许就不是9。18了。
所以这两个人，一个在内心中赵书礼不想打，另一个则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不能打。
但是赵书礼去苏联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联俄制日！
因此冯玉祥宣布下野去苏联考察，赵书礼则借口要跟苏联进行商务交流，也要去苏联考察，并且几乎跟冯玉祥同时办好了赴苏的手续，同样北上经库伦去苏联的。两个心照不宣的人，经过联系相约在库伦见面，然后一起赴苏。
当然像他们两个人，不管是实力庞大的冯玉祥还是稍弱点的赵书礼，离开自己的地盘都不可能不做一番部署。冯玉祥怎么部署，赵书礼不清楚，他自己是费了不少心思。
内政基本上交给了徐新六，孔韧等人，让他们商量着处理，万一不能决断，可以通过电报跟自己联系。军事上，一直担当自己名义上的副手，其实是实际负责军队工作的西北边防军副司令宋远继续处理。而他当初带回来的几个同学，贺粹之，宋荣邦和黎行恕三人都已经升任师长了，骑兵师则由宋远当旅长时候的副手李三江担任师长一职。赵书礼给宋远他们下达的底线是守住绥西的地盘，如果能趁机夺取归绥就更好了。
做好这些部署后，赵书礼才放心的北上了。
库张公路，起始分别是张家口和库伦，这是一条康熙时期修建的公路。说是公路可能很多人印象中一定会出现，柏油路面，警示线等。但是现在的这条公路，不过是黄土夯实铸就的而已。
虽然道路不怎么样，但却是从内陆北上外蒙的必经之路，不管是大军进发还是商人货运基本上都选择走这条路。赵书礼和冯玉祥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赵书礼是骑马，而冯玉祥是坐汽车去的。
······
冯玉祥内心很矛盾，老实说他不太看得上赵书礼这个起家于蒙古的小军阀，或者说他看不起一切跟他不同的军阀。只不过碍于外蒙是此人的地盘，他才不得不给个面子，答应跟他一起去苏俄。
但这几日他在外蒙的所见所闻却让他对此人有些改观，外蒙收回近一年了，原本被乔巴山等人充公的晋商店铺等又回到了从山西赶回来的商人手中，各种商业再次繁荣起来。市场上充斥着，来自内地或者日本美国等国的各种货物，也有蒙古牧民把牛马羊等牲口赶到这里贩卖，或者出售羊毛牛羊皮等他们的农牧产品。
冯玉祥看到，这里商业交换繁荣，其中一个东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纸币。河套联合银行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在这里跟银元有相同的效力。他问过牧民为什么接受这种纸币，牧民回答这是汉地来的商人给他们的，这些商人过去每年固定日期都到他们旗里收购牧产品，并给他们带去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他们相信这些商人。要说这还是蒙古人单纯啊，如果看看过去他们跟晋商的贸易就知道，他们被欺负的多惨了。
从明朝开始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人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规定一个时间归还，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一百头羊需要喂养，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负蒙古人。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第一次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当时他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只不过他此举两边都落着好，商人自然不高兴，蒙古人也不习惯，真是老实人啊。
当赵书礼第二次收复外蒙后，外蒙古的经济控制权仍然又回到了大大小小的晋商手里，有坐拥千万的大茶叶商，也有穿街过巷到各个牧旗上门服务的小商贩。但是此时不同往日了，商人也不愿意赊账了，因为蒙古几次降而复叛，失而复得，让他们担心安全问题。所以只接受现款，而现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