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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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时，弘一法师每天照常工作，他对前来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暮年，弘一大师给自己取名“二一老人”。这两个“一”出自“一事无成人渐老”，以及吴梅村的绝命词“一钱不值何消说”。
【乖僻】
李叔同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记者问道：“您的双亲都在吗？”李答：“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弘一）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在李的寓所见面。两个人的住处距离很远，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迟到了。到了李家，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候。不多时，李叔同推开窗门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一点头，关上窗户。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去了。
与欧阳予倩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春柳社成员吴我尊。据徐半梅回忆，一次，李叔同约吴某日下午两点到他家中，吴晚了五分钟到达，李叔同不肯开门，只是从窗户对着楼下的吴我尊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只能悻悻而返。
徐半梅还回忆，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借一把伞。但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岳母哭笑不得，只好淋雨回家了。
留日学生韩亮侯回忆，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在一堆衣着光鲜亮丽的听众中，见到一衣衫褴褛之人，坐在正厅优等座上。他颇觉奇怪，散场后，彼此打招呼，才知道此人也是中国人，叫李叔同。随后，韩随李到李宅做客，发现李居住在一栋漂亮的二层洋房中，房内环壁皆书，屋角放一架钢琴，觉得很是糊涂，仿佛读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小说。而此时，李叔同已换上崭新的西服，请他一起去附近餐厅吃宵夜。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在浙一师任教时，李叔同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李鸿梁回忆，一次，几个同学找到日籍教师本田利实，请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本田的文具不完备，大家便建议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本田连说不好。后来有人说李外出了，本田这才答应，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在扶梯上、走廊上、房门口，都安排了人，并一再嘱咐，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学生们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但本田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有人骗他说：“李先生来了。”本田听罢，狼狈起身逃回自己房间。学生们不禁大笑。
弘一法师曾自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但李叔同却写下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弘一法师从青岛回到厦门时，厦门正处于危亡之中。弘一发愿与危城共存亡。大家劝他避难，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将居室命名为“殉教堂”，以誓护法报国之志。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是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1938年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法师盛名，特登岸寻访法师，并要求法师用日语对话，但法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法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法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至孝】
李叔同5岁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李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对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按：他将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务，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达天津后，二哥李文熙以“外丧不入门”的旧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灵柩入府，兄弟二人为此而发生龃龉。关于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记载：“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痛恨旧制，决定采用西式丧仪为母亲举行追悼会。他在告知亲友的《哀启》中写道：“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爱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启文中说明，免收一切致丧礼物，如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钱等，只收取诗文、联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吊唁旧仪，改行鞠躬礼；丧仪有开会、致哀辞、唱哀歌、献花、行鞠躬礼等几个过程。全家人穿黑色丧服，演唱哀歌时，由李叔同亲自弹奏钢琴伴奏。李家还为吊唁宾客准备有西餐。天津人皆称：“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出家后，李叔同斩断一切尘世情缘，唯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过《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1930年，天台静权法师在金仙寺讲《地藏经》两个月，静权将经义与中国的孝道联系起来，提醒听法之人，对于父母的生养之恩更当深铭于心。弘一法师前去听法，从未缺席。亦幻法师回忆：“静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亦幻深受震动，他自出家以来，因惧俗累，对于在家的母亲极少过问，自觉惭愧，此后即开始照拂母亲的晚年生活。
【情爱】
天津梆子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李叔同对杨翠喜极为倾心，每晚都去为杨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闲暇时，李叔同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并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亦师亦友。但因为李母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其一为：“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将杨翠喜买下献给有名的花花公子——庆亲王之子贝子载振。御史赵启霖联合岑春煊上奏朝廷，弹劾载振，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此案发生后，杨翠喜被偷偷送回天津，成为盐商王益孙的小妾。王益孙在其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三间，并带私家戏楼，让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但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出屋一步。杨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明。
十八岁时，李叔同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俞氏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小名蓉儿，是天津一位茶商的女儿。她是一位旧式女子，相夫教子，克己持家，但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李叔同肖龙，俞氏比他大两岁，肖虎，李的保姆王妈妈说二人为“龙虎斗”，一辈子不合。而不幸为王妈妈所言中，婚后，李俞相敬如宾，但却不算琴瑟相和，日后更是聚少离多，有名无实。婚后不久，俞氏产下一子，乳名葫芦，但不幸天折。
俞氏与李叔同共度的时光，是在二人婚后迁居上海，到李留学日本之前的几年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扶灵北上，办完母亲的丧仪后，他将妻儿安顿在天津老家，只身赴日本留学。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其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在家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春节期间，他可能在上海度过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