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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

读书 1979年-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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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疏忽”,希望在法庭外私下解决。普立兹奖金委员会从未遇到这种事,也深感棘手。

鸿国
兼听与纳谏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说,设置中书(为皇帝起草诏命)、门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命进行审驳)两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制约,“相防过误”。有些官员为了不得罪人,明明知道一些文件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提出来,就发下去执行。他们“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蔽”,这样做,终究会误国害己的。他并且告诫各级官吏,以后都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贞观政要》卷一)。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对一些大臣说,我发的诏命,如有不妥当的地方,你们也要提出来。不许“阿旨顺情”,“知而寝默”。如果你们不给我提批评建议,只是收收发发文件,那谁都可以干得了,我何必要挑选你们来干呢?!李世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既避免了封建统治者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机构的统治效能。
    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做人君的,怎样做才能“明”,怎样做就会“暗”?魏征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还举例说,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所以会国灭身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听偏信,被奸臣封锁蒙蔽,就要死到临头了,自己还不知道(《新唐书·魏征传》)。李世民非常赞赏魏征的见解,并对一些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只有兼听、纳谏,君臣上下“共相切嗟”,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贞观政要》卷一)。
    李世民还经常说,做皇帝的只有自己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别人才敢批评他。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圣贤,不会犯错误,谁还敢对他提意见呢?这样的人想不失败,怎么可能呢?一次,李世民在九成宫宴会近臣,魏征也参加了。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魏征曾劝隐太子把你杀掉,本来是你的仇人,想不到今天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啊!李世民说,魏征以前的确是我的仇人,但“……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听了这话,赶忙叩头拜谢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了“求谏”、“兼听”,对于批评他的人,总是给予鼓励,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怪罪,甚至还故意给予奖赏。
    李世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兼听、纳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兼听也吧,纳谏也吧,最高最后的裁定人,还是他自己。所以,李世民的兼听、纳谏,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所说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当人民的公仆,不能当人民的主人。当然更不能象封建帝王那样,君临于人民之上。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毕竟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应该既听顺耳之育,也听逆耳之言;既听正面的意见,也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有些领导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或者几句刺耳的批评,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们把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认为要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会破坏安定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就不能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这就要弄清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安定团结的局面呢?是死气沉沉,鸦雀无声,还是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畅所欲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就难免会有错误意见,这是正常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人借口发扬民主,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措施得当,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奉劝这些同志学习一点唐朝初期的历史,研究一下“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于迟
读《玉抱肚·官悟》


    明代有首《玉抱肚·官悟》的小曲,有句曰:“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网天罗。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①——这首小曲的最后一句,说得好极了!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们,历来是“不认错”,也就是不肯纳谏的;而那些进谏的“忠臣义士”,则往往挣扎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的“地网天罗”之中。
    历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以及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任何剥削阶级总是要装饰几枝虚幻的花朵。设置“谏官”,表面上允许在帝王的耳边可以嘁嘁喳喳,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上“只可雾中看”的一朵惨白的小花。《尚书·胤征篇》谓:“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据此可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求谏的把戏,是由来已久的。
    玩把戏的人有句口头禅:“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历代封建帝王的最骗人的把戏,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董仲舒之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鼓噪声中,把自己美化为神。于是,帝王的嘴巴“含天宪”,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即“天之令也”②,是芸芸众生不能触犯丝毫的。这就不难想见,向头上缭绕着灵光圈、人间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帝王进谏,尤其是“犯颜直谏”,其后果是什么了。
    举几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殷纣王的叔父比干,见纣王荒淫无道,屡次劝谏,竟被纣王下令剖腹而死;另一个纣王的亲戚箕子,也是屡次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一巴掌把他打入牢房,直到周武王灭商后,才被释放。明朝正德元年,御史蒋钦等进谏,弹劾权奸刘瑾,竟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惨死狱中;天启四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进谏,奏劾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宦官魏忠贤三十二条罪状,结果左光斗被罢了官,死在牢里。如此等等,史不绝书。
    也许有人会说,殷纣王之流是暴君、昏君,是拒谏饰非的,“明君雄主”——也就是好皇帝,当非如此吧?也不见得。朱元璋显然不能算是坏皇帝。但是,他对进谏者也常常是“龙颜大怒”,滥杀谏者。洪武初年,御史王朴生性鲠直,每向朱元璋进谏,“辨是非不肯屈”,“太祖怒令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③王朴的回答,义正词严。但朱元璋还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头。即使以求谏、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哪里能真正正确对待进谏者?著名的谏臣魏征,生前曾被李世民似乎视为掌上珠,病死后,李世民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他家,“拊之流涕”。但不久,却解除了其女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并悍然“仆所为碑”④,即推倒了他亲自作碑文的魏征的墓碑。唐太宗对谏臣的真情实感,如此而已!
    在历代帝王的眼里,谏官究竟算是什么呢?鲁迅曾指出:“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⑤看来,在帝王的眼里,即使是最受宠信的谏官,至多也不过是允许进言“补一补”“袍角”的奴才。有些谏臣,也未尝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分。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专权擅政,虐焰薰天”,大臣王彻理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谏,力斥桑哥之罪,忽必烈大怒,下令左右开弓,猛打王的耳光。王辩护说:“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养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⑥原来,帝王与谏臣的关系,乃是主人与所豢养的良犬的关系。此中奥妙,当时的老百姓也未必没有识破。宋代的包拯,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清官”,也是个曾经“反复数百言,音吐愤疾,唾溅帝面”⑦的谏臣。但是,元代的民间戏文中,却这样描绘他的身分:“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陈奏,只说那权豪每是俺对头。他便似打家的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⑧
    “自古君王不认错!”——应当说,这支小曲是独具只眼的。
     
    ①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卷10。
    ②《董子文集》卷1。
    ③《南京都察院志》。
    ④《新唐书·魏征传》。
    ⑤《且介亭杂文·隔膜》。
    ⑥《南村缀耕录》卷2。
    ⑦《曲洧旧闻》卷1。
    ⑧《元曲选》甲集,《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

王春瑜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彼多罗岛。他写过一本自传性的书,是用英文写成,书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九○九年在美国出版,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发行译本,题名《西学东渐记》,是一本值得怀念的书。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毛主席所列举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进步的中国人中,从引进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严复的功绩和影响最大。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书,成为他的不朽事业。当时所谓西方真理,就是西化。中国接触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推动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前进。康梁的维新运动,固然失败了,有它的历史意义。过二十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五四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光阴如逝水,五四过去六十年了。我们非常幸运,亲爱的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接再一次思想大解放,而思想大解放的内容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手段,四化是目的。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热心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也要学习先进学问。现在我们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也派遣大批青年出国留学,这是根本之图。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是值得略加介绍的。
    容闳是较早到西方留学,并且用其所学,筚路蓝缕,为祖国的教育文化和物质建设做了开山辟路的工作。容闳最注重教育事业,他引西方大教育家阿诺尔德(Arnold)的话说:“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这可作为容闳的教育主旨看。
    容闳自幼读书于澳门西塾玛礼逊学校,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后,学校迁至香港;一八四六年主持校务的布朗(S。R。Brown)回美,容随行赴美学习。一八四七年一月初由黄埔首途,乘帆船,经拿破仑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到达纽约,赴麻省,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肄业,预备入大学,在英文班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一八五○年夏赴纽海文(New  Haven)考入耶鲁大学。他视数学为畏途,对微积分更甚。以英文优异,二、三两学期均获首奖,于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以中国人毕业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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